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
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中国考古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之一。
自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中国考古学的十大重要发现。
1. 夏都遗址：夏都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
该遗址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有一个名为“夏”的王朝，夏王朝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三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2. 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和文物，以及最著名的青铜面具，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巅峰之作。
3. 殷墟：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是商代时期的都城遗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 秦始皇陵：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陵之一。
秦始皇陵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帝国，陪葬了数千个兵马俑和大量珍贵文物，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帝国的建设和葬礼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5.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湛技巧和宗教信仰的深厚内涵。
6. 龙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临沂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化遗址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史前时期城市化进程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7. 楚墓：楚墓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楚国墓葬之一。
楚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和陶器，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木简”，对于研究楚文化和古代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8. 云南滇池古城：云南滇池古城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址之一。
滇池古城的发现揭示了中国南方地区古代文明的独特之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历史趣谈：“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有什么成就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人类学家的先驱”鸟居龙藏有什么成就
导语：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市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简介中高度赞扬他是“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的家根据鸟...
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市人，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简介中高度赞扬他是“人类学家的先驱”。
鸟居龙藏的家
根据鸟居龙藏简介记载，这位著名的学者生于一八七零年五月四日，死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享年八十四岁，堪称高寿。
这位伟大的学者在小学毕业之后并没有受到过中学以上的正规教育，也就是说，许多中国古史和日本经典著作都是鸟居龙藏通过自学所了解的。
这样的学术能力和研究素养甚至可以和人称“神童”的羽田亨相媲美。
他在十六岁的时候首次参加东京举办的人类学会，十七岁就开始在东京和德岛一带进行有关人类学方面和考古领域的研究勘察。
五年之后，年仅二十二岁的鸟居龙藏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进行深造，并且在千叶县发现了史前时期的贝冢，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发现给当时的日本考古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他本人也因此而声名鹊起。
他还曾亲自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过考古。
据鸟居龙藏简介记载，他在一九五零年曾到中国湖南西部与云贵高原的交界处对当地的苗族和彝族进行过考察，并且以此次调查为依据，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此外，鸟居龙藏还在台湾进行过为期二十二个月的人类学调查。
他曾经因为自己丰富的阅历在多个大学任职教授，一生致力于古文化的传播。
在晚年，他想去中国北方考察辽代历史，但终因年纪过高，不幸去世。
鸟居龙藏评价
生活常识分享。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作者：来源：《党员生活·中》2021年第04期时隔35年，成都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上新”，6座祭祀坑的发掘被网友戏称为“拆盲盒”。
截至目前，出土了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面具等文物使得神秘、浪漫而又瑰丽的古蜀文明一度震惊世界。
虽然此次考古成果还有待于发掘完成后对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但是琳琅满目的文物已经吸引了海内外目光。
它们既自成一体又与其他地域文明有紧密联系，力证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半张金面具后，古蜀人身影若隐若现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最先引起公眾关注的要数5号坑内的半张金面具，是目前已知全国最大金面具残件。
金面具原与象牙等物件重叠在一起，皱得厉害，当它被送进实验室清理干净并展开后，考古人员才发现这是半张抛光得非常漂亮的金面具。
有着三角鼻梁、方形的面部、宽大的耳朵和镂空的大眼，其重量约280克，若完整肯定会超过500克。
根据测量，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厚度很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
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
目前，该文物正在进行初步修复。
在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发现了多个金面具和青铜面具，它们硕大的耳朵、前凸的眼睛、咧到耳根的大嘴被戏称为外星人。
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表明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
而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则表明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个性。
考古学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古蜀人来自哪里？这是一个目前无解的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三星堆”居民来自岷江上游，是沿江而来的羌人，有的认为是原本住在重庆、长江三峡的巴人，有的说他们是世居山东、苏北的东夷人，还有的认为他们原本是失国的夏朝人，因为战争西迁入蜀，甚至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人是古彝人的后代，也许此次考古能为古蜀人之谜提供新的线索。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
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作者：刘芳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
从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
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维汉；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
昆明，650221[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
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
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
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
原著52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开拓者之一。
鸟居龙藏自青年时起就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兴趣，进行独立调查并发表论文。
1893年，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任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行纪》述评文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周可希 苍铭【编者按】近代西南来过很多外国旅行家、学者，他们考察当地各民族留下的日记、行纪和摄影，是我们今天了解这段民族史十分有用的素材。
120年前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之行就留下了不少关于彝族、苗族的生活细节，读之，将有助于我们直观感受百年来民族经历的巨变。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些学术旅行和探险，绝大多数是殖民主义驱动下的产物，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不能放弃必要的审视与批判。
《西南中国行纪》一书是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所著「中国の少数民族地帯をゆく」一书的中文译本，由东京大学博士，苗族学者杨志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
此书是鸟居龙藏1902至1903年赴中国西南地区考察“苗族”和“罗倮”（其时对今彝族之称谓，为尊重史实，特保留）时所撰的旅行日记，在时隔百年后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
作为一部学者行纪，这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晚清中国西南地区的时代特征和西南民族人民的生活面貌，保存了珍贵的图片资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主任的坪井正五郎邀请年仅二十三岁的鸟居龙藏担任其助手。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
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出各学科研究者调查台湾，鸟居龙藏即是其中一员。
至1900年，鸟居龙藏先后四次考察台湾，在调查过程中他对大陆的“苗族”与台湾土著之间是否具有体质或文化上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考察中国西南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1902年7月至ETHNIC TODAY 531903年1月，鸟居龙藏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人类学调查，收集到大量有关中国西南“苗族”和“罗倮”的体质、语言、文化信息，并拍摄大量照片。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详解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详解在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展示了我们的文明历程，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世界。
近日，我国发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一榜单展示了我国在考古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介绍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一、舜帝陵地宫舜帝陵地宫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境内，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这个发现证明了我国古代传说中所描述的黄帝、舜帝的历史存在。
同时，这个发现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面貌。
二、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重要的古蜀文明遗存之一。
这个遗址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最具有文化价值的遗址之一，它展示了古代蜀文明的雕塑和铸造技艺。
三、夏商周遗址夏商周遗址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之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境内。
这个遗址的重要性在于它保留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和代表性的青铜器、甲骨文等文化遗产。
四、秦始皇陵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帝王陵墓之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临潼区境内。
这个发现不仅证明了中国的封建王朝制度，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辉煌。
五、敦煌文化敦煌文化是中国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展示了唐代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繁荣。
这个文化的遗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和周边地区，这些遗存包括了敦煌莫高窟和敦煌文献等。
六、长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这个建筑的遗存分布在中国多个省份，它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制度，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集体勤劳和智慧。
七、楚墓楚墓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保留了一大批楚国贵族的墓葬和文物。
这些墓葬中包含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陶器等器物，证明了楚国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八、龙山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境内，这个遗址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
它证明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线性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考古资料。
以上就是“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的八个重要发现。
中国历史考古发现
中国历史考古发现堪称该时代中国4大考古发现的，非北京原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莫属。
关于中国历史考古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历史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历史考古发现之北京人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龙骨山出产动物骨骼化石。
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遗址正式发掘的开始。
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
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其率领下，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的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以北京和爪哇猿人为代表的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
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历史考古发现之殷墟甲骨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末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他在买来的药材“龙骨”上发现隐约的契刻符号，并联想到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
他去世后，刘鹗购买了其大部分甲骨，并于1903年，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
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工作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受到国际关注。
由于新的甲骨多发现于河南安阳，1928年董作宾等人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
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
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
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随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铁映说：“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陈容画龙今存作品及其生平的探讨——兼与铃木 敬先生等商榷
作者： 林树中
出版物刊名：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页码： 9-12页
主题词： 龙的传人 兴隆洼文化 华夏子孙 铃木 标帜 和龙 董羽 砖印壁画 牧溪 画继补遗
摘要： 一、中国人与龙及陈容在画龙史上的地位 龙,中华民族历来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以龙的传人自居。
龙画、龙雕、龙旗,以及龙殿、龙椅……等等,以致很多国外人士常以龙来作为中国的标帜。
龙的绘画以及其他艺术品也为大家喜爱。
考古发现把中华民族和龙的关系一再的提前,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的龙纹陶器据考距今为七千至八千年,河南濮阳一处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用河蚌排列成的龙、虎图案距今为五千年至六千年。
足证传说与龙有关的伏羲女娲婚配而繁衍华夏子孙、“黄帝骑龙升天”,并非虚无漂渺,而是中华民族远祖意识形态的反映。
商甲骨文已有“龙”字,铜器龙纹尤多。
战。
试论辽代都城之朝向——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为例
【史学理论】Historical Theory028Vol.153孙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摘 要：辽上京的朝向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坐北朝南”说和“先东后南”说影响较大。
文章在近几年来辽上京考古发现的基础上，通过对辽上京的结构分析认为其朝向为“坐西朝东”，并将其与辽中京进行对比，分析其朝向的差异并探索成因，认为辽代都城朝向的转变与契丹的汉化、辽宋关系的转变、辽代统治重心的南移密不可分。
关键词：辽上京；辽中京；朝向辽代都城的研究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以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争议，都城的朝向就是一个重要议题。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对辽上京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为我们认识辽代都城的布局、结构，尤其是都城的朝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 辽上京的朝向辽上京临潢府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为辽代五京之一，始建于辽太祖天显元年（928），沿用至金朝末年，是辽代建造最早、使用时间最长且最为重要的一座都城。
其研究始于清末张穆等人的再发现[1]，民国时期法国传教士闵宣化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滨田耕作、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大内健、三宅俊成等都对其进行了考察和研究[2][3]，对城市的衙属、宫殿、寺庙、布局等有了一定了解。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上京城址进行了多次勘察和发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李逸友、张郁、杨宽、徐苹芳、曹建华、董新林等先生对其布局、营建和性质进行了讨论。
在都城的朝向上，主要存在“坐北朝南”和“坐西朝东”以及“先东后南”三种观点。
李逸友和张郁先生根据皇城内建筑朝向认为辽代初期为“坐西朝东”，而太宗之后改为“坐北朝南”[4][5]。
杨宽和方志云先生认为辽上京是模仿唐长安城的体制，为“坐北朝南”布局[6][7]。
另外，李东楠认为有辽一代辽上京始终为“坐西朝东”[8]。
三星堆挖掘发现的文物惊人之处
三星堆挖掘发现的文物惊人之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镇，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要的史前遗址之一。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其中最具震撼力的发现就是挖掘出来的文物。
这些文物无疑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之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线索。
1. 青铜神树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出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青铜文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高约3.95米，由三节纵划截面构成，每一节上各有四脚，中间设有支撑柱，形状独特。
整个青铜神树上共有498只神秘动物雕刻，栩栩如生，树冠上装饰着动物、人物和花纹，每一处细节都彰显出古代蜀文明的高度艺术造诣。
这座青铜神树的发现不仅见证了古蜀文明的宗教信仰，还揭示了古蜀文明高超的铸造工艺和雕刻技术。
青铜神树的发现对于探索古蜀文明的宗教观念、社会结构和艺术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玉璋和玉龙除了青铜神树，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组玉璋和玉龙。
玉璋是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重要器物，它的制作工艺十分精湛。
挖掘出来的玉璋竟有近百件之多，且形制各异，大小相同，表面光洁如镜。
这些玉璋的出现揭示了古代蜀地人民对于玉璋的崇拜和重视。
而玉龙则是出土的重要玉器之一，它具有生动的形象和精湛的工艺。
玉龙的器身纤细流畅，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龙的鳞片和爪子。
玉龙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人们对于古代蜀人的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认识，同时也展现了古代蜀文明独特的玉器工艺。
3. 金饰品除了青铜器和玉器之外，挖掘出的三星堆文物中还有大量的金饰品。
这些金饰品包括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等，制作精美，体现了古蜀人民的高超金工技术。
这些金饰品的出土，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古蜀人民的社会地位、生活习俗和审美观念。
同时，这些金饰品也反映了古代蜀地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和互动。
通过对金饰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揭示出古蜀文明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总结：三星堆挖掘发现的文物中，青铜神树、玉璋和玉龙以及金饰品等令人震撼的文物，无疑展示了古蜀文明的辉煌之处。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第一篇：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T orii Ryuzo）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
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
鸟居龙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
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
16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
1893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
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
他在中国台湾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
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
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
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年7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
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
在1895年7月至1896年1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
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
河南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
河南许昌灵井镇境内遗址
01 简介
03 遗址规模 05 专家点评
目录
02 考古发现 04 考古价值
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许昌西北约15公里的灵井镇西侧。1965年春，在当地村民挖井挖出的堆积物中， 采集到一批动物化石和打制石器，引起考古界重视。1992年，灵井遗址被公布为许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灵井” 之井，实为长期流淌的地下泉水。2005年4月，因附近煤矿透水，致使灵井泉水骤断并循泉眼回流，地下水位下 降，原生地层出露。河南省文物局抓住机遇，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2005年6月11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灵井旧石器遗址考古队进驻，次日开始考古发掘，开2米×30米 探沟一条，5米×6米探方一个，计90平方米，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器和动物化石计5452件。遗物埋藏在2个文化层 中，之间有空白层。2006年开5米×6米探方4个，面积120平方米，出土石器和化石1万余件。2007年开7米×7米 探方1个，并发掘上年度未到底部分。灵井遗址的发掘未找到细石器及其文化层。2005年至今，共发掘259平方米， 但其中仅有60平方米挖到文化层底部，文化层深5.6米至7.2米。
感谢观看
1965年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国兴从村民挖井挖出的堆积物中采集到一批动物化石、 细石器及打制石器，认为属“中石器时代”，引起史前考古界的重视。1992年，灵井遗址被公布为许昌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多次到现场调查，采集到一些石器标本。长期以来，埋藏文化遗物的地层被 积水浸泡，无法进行考古发掘。2005年4月，因遗址西南约7公里的一家煤矿透水，致使包括灵井在内的几处泉水 骤然断流，接着积水循泉眼回流，地下水位下降，原生地层出露，实属百年一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将 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省局，并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请求对这处史前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国家文物局批准这一 发掘项目，面积300平方米。近3年来，考古发掘取得很大收获。
考古信息集锦
《中国石窟寺研究》宿白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月《从考古走进历史》刘庆柱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黄河流域史前•夏商考古》高天麟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和权威，本书正是他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典范性研究，一共收录23篇文章，包括对克孜尔、敦煌、云冈、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一部分学术论文，集中反映了作者对考古学方法、理论的思考和对近年来一些社会关注“热点”人文学科问题的研本书是单篇论文的合集，主要以不同时期、地区与文化类型进行章节排序。
作者利用地层学、器型学等方法，对黄河流域考古发掘的成果包括陶器、石器、尸骨、宫殿、地形等等，进行了系自旧石器时代开始，东亚大陆的文化通过半岛北端，其后也有可能直接通过海路影响到朝鲜《凡世与神界——中国早期信仰的考古学观察》王仁湘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通过赋予非人的自然物与自然力以似人的动机与情感，早期人类得以在艰难地生存搏斗中和对自然界的未知恐惧中得到慰藉和希望。
今天我《汉江流域史》【韩】崔梦龙、李鲜馥、安承模、朴淳发 著，成璟瑭 译，杨建华 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落基山下问考古——一个中国考古人加拿大求学记》周立刚 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本书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关于北美考古的教学、研究、实践等的体验，亦是以一名中国考古工作史前人类饮食细节尼安德特人骨骼中的15N 含量，比完全以肉类为食的鬣狗等顶级食肉动物的还要高，所以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有大量的肉类。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Kimberly Foecke 进行了一个实验，选取有机牛肉作为实验对象。
在不同温度和不同环境中，让这些牛肉在自然环境中存放。
她发现，随着肉类的腐烂，其中的15N 比例的确会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15N 比例越来越高，腐肉的水分减少，臭味也随之减少，类似肉干。
这个实验表明尼安德特人很可能有食用保存较久的肉制品的习惯，其原因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猎杀的大型动物可以供他们食用很久。
鸟居龙蔵简介
作者： 杨德芳
出版物刊名： 贵州文史丛刊
页码： 132-137页
主题词： 民族志 民族学研究 鸟居 桦太 居龙 长途旅行 中国西北部 研究史 民族研究 中国西南部
摘要： 一、东南亚民族志的拓荒者鸟居龙藏是日本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类学的先驱。
在称为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广义人类学的分支上,可以说他有着显著的成就,突出的贡献。
在这方面,鸟居对以日本诸民族为主之民族志的调查作了重要的工作。
他对千鸟、桦太、东西伯利亚、朝鲜,中国东北部(满州)、蒙古、中国西北部进行了实地考察,不愧有日本民族志、民族学研究史上不可磨灭的拓荒者之称。
从明治三十五年到三十六年(公元1902—1903年)所进行的中国西南部调查,以及这次长途旅行,不仅得到许多有趣的知识,且对鸟居学说的形成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之行》是从其旅行记——《在人类学上看到的西南支那》一书中集录有关实地调查记录分另行命题而发表的,这是他在六十余年前形成其人类学体系的初期成果。
鸟居龙藏：知名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鸟居龙藏：知名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本文导读：鸟居龙藏(念zang)，生于1870年卒于1953年，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他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
生于日本德岛县，卒于东京。
小学毕业后，未受中学以上正规教育。
早年自学中、日古典经史著作。
从1887年起，在东京、德岛附近各地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调查。
1892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负责管理标本，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
他在1896-1899年先后4次对台湾高山族进行调查，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杂志》上。
1886年，鸟居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87年起，在东京、德岛附近各地进行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调查。
1892年，于千叶县发现史前贝冢。
1892年在东京受教于坪井正五郎。
次年任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管理员，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
1896年，乙未割台的第二年，受“台湾总督府”之托，东京帝国大学派出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及人类学四门学科专家到台湾展开综合调查，鸟居为其中一位成员。
1905年到湘、黔、滇、蜀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1921年写出了《满蒙史前时代》一文，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05年任该校理科大学讲师。
到达台湾后，他仍从事人类学调查，其中以原住民田野调查最为重要，前后共达22个月。
回日后，仍续任东大教职。
1921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22年任同校理科大学副教授，继坪井正五郎之后为该校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1922年，历经讲师至副教授的他毅然辞掉教职，自行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与上智大学。
1923年兼任国学院大学教授。
1928年改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和研究员。
1933年改任上智大学文学部部长兼教授。
1939年来到中国，任燕京大学客座研究教授，直至1951年。
1930年代之后，更前往中国北方，将其研究转向辽代，不过于还没完成，就于1953年因病去世，卒于东京。
寻觅铁岭（43）鸟居龙藏与日本人东北考古
寻觅铁岭（43）鸟居龙藏与日本人东北考古鸟居龙藏与日本人东北考古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的侵略势力进入了中国。
很久以来，日本人就对中国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垂涎已久，长期觊觎中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借着此次的胜利，日本政府按照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所写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由陆海军大臣和军司令官统一指挥对我国文化遗产进行搜集行动，所有搜集来的宝物（中国历代的古物、古董和古籍等）先运到军队兵站，然后再装船运回日本。
从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展开了有计划和有规模的调查研究和窃夺。
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最早进行调查与考古的是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日本所谓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人。
鸟居龙藏于1870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
他于1892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负责管理标本，1893年，23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受东京人类学会的派遣，以“学术考察”的名义来到东北，开始了从8月到12月为期5个月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处女探查旅行”（满蒙的探查），其调查内容包括：当地人的语言、文学、民俗、史前的遗迹和考古等。
他乘船从柳树屯（今天的大连）登陆上岸，在日本军方的保护下，在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等地考察。
在考察期间，还乘坐日本海军的军舰，到了甲午海战的发生地--山东威海的刘公岛。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的势力更加深入东北。
1905年8月，鸟居龙藏再一次奉东京帝国大学之命到东北作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调查，深入到辽宁各地和吉林的部分地区活动。
因此，他也被日本人称之为东北考古的前辈。
1908年，鸟居龙藏又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开展了长达两三年的人类学考古调查，多次光顾辽庆陵等一大批辽代遗址，并且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将盗得的大量中国文物和随葬品偷运回了日本。
碧龙形器惊现二里头 中华民族龙图腾找到根源
碧龙形器惊现二里头中华民族龙图腾找到根源2009年11月16日 07:57人民网-《人民日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1条2009年的秋天，西方考古学界再次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中国。
美国近期出版的《科学》杂志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封面报道，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与此同时，最近的一期英国《古物》杂志大篇幅推出澳大利亚学者对二里头考古与夏文化的论证。
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中国人为什么是龙的传人？长久以来，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是整个世界为之心系的问题。
2002年，碧龙形器惊现于河南二里头考古工地，这件由绿松石镶嵌的美丽文物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也正是因为诸多珍贵的文明线索，让学界对中国文明源头的推测由纸面变为现实。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恰在于此。
这项浩大的工程准确地将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止点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770年。
熟稔历史的人懂得这两个切点的分量:前者为传说中的皇帝时代，在世界几乎还是一片浑沌的时候，东方已经出现智慧的萌芽；后者正值中央集权的西周王朝解体，中国进入春秋时期，此后不久，孔子带着他的仁政思想周游列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的东方文明从此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提出，北非的埃及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是全球范围内的六大原生文明的发祥地。
我们知道，在这六大文明中，埃及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安第斯文明则受到中美洲文明的影响。
所以有西方学者提出，上述六大文明又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文明系统，即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及晚出的美洲文明。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几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样式，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从狭义上说，正是中华文明所秉持的延续性特性，培育了中国人持久的自我认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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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新林：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Torii Ryuzo ）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生擅长田野调查，著作颇丰，享誉中外。
鸟居龙藏对亚洲人类学的影响可谓弥久深远，但是在中国，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学术研究是在考古学领域。
鸟居龙藏于1870 年（日本明治三年）4月出生于日本阿波国（四国）德岛市。
他小学二年级辍学，自修小学和中学课程。
16 岁参加东京人类学会。
18 岁初识日本人类学界泰斗坪井正五郎，并得到坪井鼓励，同年创立德岛人类学调查同仁会（德岛人类学会前身）。
1893 年，在坪井正五郎帮助下，23 岁的鸟居龙藏成为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理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标本整理员，并听课学习。
两年之后，羽翼渐丰的鸟居龙藏，开始了中国考古调查之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一、鸟居龙藏的中国田野调查和研究鸟居龙藏在中国进行数十次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
他在中国台湾和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很高的赞誉。
他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田野调查，兼顾人类学和考古学两方面。
他每到一地都做着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包括当地人体质、语言、风俗习惯等）的采集，但是更主要的工作是作考古资料的调查和搜集。
本文侧重鸟居龙藏在中国考古田野调查方面的内容，按时代顺序，概述如下。
（一）1895 年7 月，鸟居龙藏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开始在中国辽东半岛进行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调查工作。
这是日本学者在中国最早进行的考古田野调查。
在1895 年7 月至1896 年1 月，鸟居龙藏调查了柳树屯（今大连）、金州、旅顺、普兰店、复州熊岳城、盖平、海城析木城、大石桥、辽阳等地的史前时代遗址和历史时期遗址。
这次调查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认辽东半岛存在熊岳城、貔子窝等石器时代遗址。
其中在雄岳城采集到石矛头，被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器。
在析木城发现独特的所谓史前时代“石棚”遗迹（实际上属于青铜时代），也是重要的发现（图一）。
此外，还发现高句丽古城和熊岳城墓砖（后来改定为汉代砖），以及复州永丰寺塔、析木城古塔（铁塔、金塔、银塔）、海城东门的波斯萨珊朝猎狮式台石等。
图一析木城石棚（引自《考古学上見尢矗遼①文化圖谱》）（二）1905 年8月，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指派，鸟居龙藏再进辽东半岛做考古调查。
复查大连、旅顺、普兰店、奉天（今沈阳）、辽阳等地遗迹。
此次在普兰店锅底山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其是一批重要资料。
因此，鸟居龙藏兴奋地指出，这是“满洲石器时代史上最该大书特写的东西。
”他详细调查了后金都城—兴京（原称赫图阿拉）和兴京陵（即清永陵），认为永陵与奉天北陵东陵不同，留有满族固有特点。
他还调查辑安（今集安）高句丽墓群，附近佛寺和著名的好大王碑等。
在辽阳盗掘数座汉墓，得到陶器、铜镜和装饰品等。
（三）1907 年6月至1908年12月，鸟居龙藏与妻子鸟居君子、女儿幸子一起调查喀喇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巴林旗（今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西乌珠穆沁旗等地和外蒙古部分地区；后又从北京，经张家口，到达多伦淖尔和元上都遗址、克什克腾旗，再到巴林旗、敖汉、奈曼、朝阳、锦州等地，最后到达北京。
这次调查，一方面鸟居龙藏首次发现赤峰红山后等重要史前时代遗存。
另一方面鸟居龙藏开始广泛涉及历史考古领域，特别是辽代和元代城址和墓地，重点调查了辽上京城址（图二）、辽中京城址、元代张应瑞家族墓地、元上都城址和元鲁王城址，以及朝阳、锦州的辽塔等。
图二辽上京皇城东门遗址（引自《考古学上見尢矗遼©文化圖谱》）（四）1909 年3 月至5 月，鸟居龙藏专程调查旅顺老铁山砖墓和贝壳墓，出土有陶器、铜钱、金属器和装饰品等，认为其与辽阳汉墓有相同性质。
他盗掘老铁山上的圆锥形石堆之塚（即积石冢），出土石短剑和陶器等。
同时在旅顺发现汉代土城牧羊城，还发现了诸多石器时代遗迹。
此外还在熊岳城发掘汉代遗迹，在辽阳发掘汉墓等，获得石棺、砖棺、石椁等；在抚顺还准备发掘金代陶窑址。
（五）1911 年，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调查朝鲜咸镜道。
1912 年2 月调查中国延吉等地。
在图们江发现石器时代遗迹，并在龙井研究高句丽墓群，在局子街观看铜佛寺古碑。
在珲春调查古城，考察萨满仪式祭具等。
（六）1912 年10月—1913年2月，受朝鲜总督府委托，鸟居龙藏在调查朝鲜半岛同时，调查了中国东北地区旅顺、铁岭、开原、长春、海龙、通化、集安、桓仁等地。
在铁岭帽子山一带调查堡寨遗迹和铁岭佛塔。
在海龙调查辉发山城，首次发现女真文石碑。
（七）1919 年6-12 月，鸟居龙藏调查东部西伯利亚地区的同时，继续调查中国东北地区满洲里、海拉尔、鄂伦春、齐齐哈尔、哈尔滨、黑河、瑷珲等地。
这次调查更多是人类学的考察，其中在海拉尔调查清初古城址。
（八）1927 年8-10 月，鸟居龙藏在中国东北地区再次做调查，主要在有抚顺、沈阳、鞍山、长春、宁安、阿城、洮南、通辽、郑家屯、四平、凤城、海城和大连。
调查内容主要有：一是第一次关注鞍山左近出土的画像石等内容，并认为海城“所谓波斯萨珊朝猎狮刻石”可能与画像石题材相似；二是详细调查宁安渤海上京城址，记录了渤海寺院（兴隆寺）内著名的石灯幢；三是详细调查阿什城（今哈尔滨阿城区）的金上京城址，采集到遗物，他注意到金上京城西门外的封土丘可能是坟墓（现在推测是完颜阿骨打陵遗址），是较为重要的认识；四是调查洮南古城并绘制城址平面草图，采集到鬼瓦（兽面瓦当）和小铜人等遗物，认为此城属于辽金时期；五是对通辽附近的喇嘛庙——莫林庙的考察；六是对四平八面城的调查；七是盗掘鞍山汉墓，并对墓葬进行描述，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次清理汉代石板墓；八是复查析木城和普兰店的石棚遗迹，以及析木城附近三座砖塔（辽塔）等。
（九）1928 年4-7 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君子和女儿幸子，先对东部西伯利亚进行调查，考察了明代永宁寺碑等。
随后对长春、沈阳、四平、阿城、吉林、敦化、鞍山等进行考察，最后到达大连。
这次主要考察了金上京遗址、敦化高句丽遗址，以及对鞍山苗圃墓地进行调查和盗掘。
（十）1930 年8-12 月，鸟居龙藏和妻子一起调查辽阳、金州、开原、铁岭、通辽、开鲁、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大板、黑山遗址、庆州城遗址、庆陵遗址）、巴林左旗祖州城遗址、辽上京遗址（林东）等地，再从通辽、经四平、海城、鞍山调查后，回到大连。
这期间，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鸟居龙藏在中国军阀汤佐荣大规模盗掘辽庆陵后，较早实地调查了辽庆陵，收集了部分随葬品和建筑构件等，对庆东陵玄宫内壁画进行摄影绘图（图三），发现人物像旁的题记等。
图三鸟居龙藏之女绿子在辽庆东陵内绘图（引自《考古学上^^見尢矗遼① 文化圖谱》）（十一）1931年8-10月，鸟居龙藏带着妻子鸟居君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对辽东半岛旅顺、沈阳、辽阳和大连进行调查。
其中重点是考察辽阳的辽东京遗址。
（十二）1932年7-9月，鸟居龙藏带着女儿鸟居子和儿子鸟居龙次郎调查大连、沈阳、辽阳、四平、凤城、安东等地，其间还调查了朝鲜半岛的高丽开京城和庆州、大邱等地。
（十三）1933年8-12月，鸟居龙藏再次对辽文化进行专题调查，从大连起，经沈阳、锦州、义县、朝阳、承德、平泉、喀喇沁清代王府、辽中京城址、宁城、赤峰、林西、辽庆州城址、辽庆陵遗址等地，其中重点是详细调查辽庆陵遗址。
（十四）1935年11-12月，鸟居龙藏带领妻子君子，儿子龙次郎和女儿幸子调查大连、鞍山、沈阳、北镇、山海关、天津、蓟县、通州和北京。
这次调查的重点是蓟县独乐寺、北京天宁寺、通州燃灯塔、北镇双塔等辽代寺院和佛塔。
此外还踏查了北镇东丹王陵遗址等。
（十五）1939-1941 年，作为燕京大学教授，鸟居龙藏带领家人再次对东北地区和大同地区等进行多次考古调查。
他复查了辽东半岛的石棚等遗迹以及鞍山画像石墓和金上京城址等；还对北魏的下花园石窟及云冈石窟等进行调查和研究。
二、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鸟居龙藏从1895 年第一次踏入中国东北地区，到1951 年从北京回到日本，他与中国考古学结缘57 年之久。
鸟居龙藏在中国的工作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
1895 年鸟居龙藏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调查，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意识，但应该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考古调查工作之一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事件。
我们从上文所述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半世纪历程中，可以根据其研究的重心，将其工作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5 年至1926 年前后。
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点是史前考古。
鸟居龙藏在1926 年以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田野调查更多关注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
每到一处有新发现，新惊喜。
1910 年，他将前三次调查资料写成《南满洲调查报告》出版，得到学界的首肯。
中国学者安志敏认为其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 。
虽然鸟居龙藏田野调查的方法未必和现在考古学一致，但是他不辞辛苦，目标明确，搜集了很多重要的史前考古资料。
以这些资料为研究对象，鸟居龙藏完成博士论文《满蒙的史前时代》，因此他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对《满蒙的史前时代》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位于兴安岭以东的满、鲜、蒙之地，古来形成一个重要的区域，但很久以来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日本学者才着手研究，成绩相当可观而令人振奋，但是其地的史前史完全是一片荒芜的状态。
本论文作者多年来在其地区踏查摸索，所获的考古学资料，种类极多而且内容丰富，值得我们学界称赞，可以说这篇论文奠定了满蒙地区先史考古学的基础。
”毫无疑问，这篇博士论文也奠定了鸟居龙藏在日本作为考古学家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1927 年至1951 年。
这一阶段，田野调查的重心为历史考古学。
鸟居龙藏特立独行，喜欢学术自由，不喜欢被“官学” 约束。
1924 年他辞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
同年以自己家庭成员为主，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 ，开始独立的考古田野调查工作。
1922~1933 年间，他被聘为私立国学院大学教授。
1928 年，鸟居龙藏出任私立上智大学文学院院长，并成为参与创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评议员和研究员。
他在东方文化学院设立的研究课题先后有三个：一是“史前时代的满蒙与契丹人的文化” ；二是“关于辽代都城中京、东京与高丽朝” ；三是“关于辽代都城南京与西京”。
由此可见，其开始还兼顾史前时代和契丹文化的研究。
从第二个课题开始，主攻辽代都城。
从发表的资料看，1927 年以后的田野调查，鸟居龙藏确实更多关注历史考古学的内容，特别是契丹辽代考古遗存。
1930 年夏，辽庆陵之东陵和西陵被大规模盗掘除了被盗掘大量随葬器物外，辽圣宗、仁德皇后、钦爱皇后，辽道宗、宣懿皇后等汉文哀册5 合，契丹文哀册2 合被盗出，也被运至承德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