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与波斯文化的相互影响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后来它逐渐发展成了维系东西方的唯一纽带，其中，古波斯就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中转角色，东起中国，西可至古埃及和古罗马，东西方的货物都需经过波斯帝国集散，繁华一时的西域令人神往，在这条古丝绸之路上，古波斯与中国的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

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波斯民间就已辟“丝绸之路”，西通罗马。张骞出使西域，西域有广狭二义，一是国内的西域，为古代汉唐属地，即指今新弧维吾尔自治区和其邻接的地方，其二是国外的西域，指印度、波斯两河流域等地。古代西域泛指很广。汉代的东西交通，有水陆两途。水道经由西南海上。汉代多由陆路，经由中国西部以达安息(波斯)、天竺(印度)，大秦(古代罗马)。在古代陆路交通还分南北两路。在中国许多汉墓出土的丝织刺绣中

的艺术图案，有联珠对鸭纹锦，联珠骑士纹饰，联珠莺鸟纹绵等，都受到古代波斯工艺美术的浓重影响。“这些具有波斯风味图案的织锦，虽然带有外国的情调，但都仍是中国织工所织造。有些花纹问的汉字，例如过去出土的一件织有汉字‘胡王’的骑射纹锦，可以为证。这些中国织工采用波斯锦新织法和新图案织成的丝绸物，是我国当时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这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佳例。”

历史上，波斯曾成为东西陆路的要冲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间站，中国的丝绸和养蚕、织丝技艺传人波斯，古代波斯诗人费多西在他的诗中曾盛赞中国的织锦。姜、肉桂、大黄、土获荃等药材也是由中国传往波斯和西亚的。中国有许多东西来源于波斯，或是经由波斯传人的，波斯成为“中介站”。我国古代的丝织品在波斯得到很高的盛誉，由波斯再传人其他国家。因此，波斯与中国的文化艺术相互之间的交往学习已有两千年的历史。

古波斯帝国，是一个兴起于伊朗高原西部的奴隶制国家。早期占领了全部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成为西亚大国。这时流行于伊朗和中亚细亚一带的宗教是袄教，以礼拜代表光明和善

良的“圣火”为主要仪式。公元前6世纪末大流士一世将其定为波斯帝国的国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唐代曾建寺于长安(7世纪上半叶)，称之为袄教、火教、拜火教或波斯教。在中国新疆、敦煌等地发现有袄教的文物碑刻及宗教书籍，在许多地区出土波斯银币。由此可知，波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很快。而波斯人的足迹也随之踏遍整个东方丝绸国家。隋唐时，长安东市、西市都有波斯人的“胡店”及波斯邸，又称“胡邸”，销售着西亚及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宝(波斯人以善辨识珠宝著名)。同时，中国的丝帛、瓷器、茶叶也摆满了巴格达的集市。中国东南沿海更是一派繁忙的国际贸易景象，广州、扬州、福州等是对外贸易港埠，各国商人接踵而至，宾客如石，而尤以波斯人为最多、最富。

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为什么唐朝的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一是它的折中主义，即把前此四百年混乱的历史中的各种文化统一起来；二是它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唐朝具有极富国际号召力的特性，如周边民族对唐文化因子的吸收，整个亚洲不同类型的人纷纷入华，而长安更是一个盛大的国际都会。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进步和出版事业的发达，大量的文物

和石刻史料被发掘出来或被刊布出来，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外来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最近两三年间发现的安伽墓和虞弘墓引起的对入华粟特人以及其他中亚胡人的研究热潮。此外，入华波斯人在唐朝的活动，也能说明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唐朝的相互影响与交融，其中最典型的材料，是近年才真正为学界所知的波斯回族李素一家的事迹，他们作为波斯贵裔，入仕唐朝；他们保持自己的景教信仰，把波斯系统的占星学引入中国；他们接受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礼仪；他们使用李唐姓氏，并融入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