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音乐史》笔记

《共和国音乐史》笔记

198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丛书》，有很多卷，时间范围是1949年至1989年，这30年中国各个领域，各省、各直辖市、各个自治区都有一本，如《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的钢铁》、《当代中国的音乐》等。当时由李焕之（中国音协主席）主编，居其宏为编辑部主任。中共中央在编辑这套大型丛书的时候，以“不虚伪，不掩过”为其精神，实事求是。

对于音乐观念、音乐思潮的看法，众说纷纭。而有些观念几乎没人探讨过，如1956年音乐界对贺绿汀先生的《论音乐的创作于批评》这个大的事件，在居其宏《新中国音乐史》出版之前，没有人做过探讨，没人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包括马思聪《曲目演出讨论》、汪立三的《冼星海的交响音乐创作》、李林《资产阶级音乐思想》、钱先生的巴柏奇等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都没有做过相关探讨。

1989年至1992年，新潮作曲家纷纷出国，如谭盾、叶小刚、瞿小松、陈怡、许舒亚等。居其宏认为这三年音乐观念突然转变，应该单列为一个时期，为改革开放后的音乐回流时期。

学术背景与体例

《共和国音乐史》讲述了60年来的各个历史阶段，我国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音乐理论与批评、高等音乐教育等各个主要专业音乐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主要成就和历史经验按照历史递进的顺序把它记录下来。

《新中国音乐史》两个重点：音乐创作与音乐思潮，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比重较小

《共和国音乐史》对《新中国音乐史》进行的增删和改写：

1、以音乐创作为重心、削减理论及思潮比重

2、缩编结构，增加新世纪和台港澳内容

3、对过分个人化的评价和观点做不同处理

4、删去所有图片，附列74条谱例

5、为教师增配多媒体课件

6、增设思考题

历史分期及其依据

现在的教科书的编写一般按照两种历史分期法：风格分期法（西方音乐史），政治分期法（如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49--2000》）

居其宏观点：为什么中国的音乐史书多以政治分期法？中国的音乐发展受中国政治因素的因素的影响至深至巨，其发展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而“风格分期法”符合西方音乐史的实际，西方音乐史的发展线条鲜明，风格明确，但套用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的研究和写作中来，显然是张冠李戴。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全部历史，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并长期受制于政治因素。

毛泽东说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发生过两次真正的风格转型：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堂的发展，是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的转型。而随后的20年代以后至1978年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风格转型。只有中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种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西方音乐，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致使中国发生第二次大的风格转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四人帮”的文革折腾，就没有改革开放音乐大的转型。

如果按照风格分期法，那么中国音乐发展只能分为三个时期：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转型时期、20世纪初至1978年的专业音乐时期、改革开放后新音乐时期（或新观念、多元化音乐时期）。

明言《20世纪新中国音乐史》将中国音乐的发展按照曲式结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结构写成。可以说是风格分期法。居其宏认为，这样的分期法有问题的，那样做会使很多对音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略去不提，是不可以的。所以，风格分期法不适合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也不适合共和国音乐史，符合它本身状态的只有政治分期法。

居其宏认为，政治分期法是适合20世纪中国音乐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和特殊历史过程的特殊方法，但是否适合于21世纪的音乐，我们目前还没有定论。没有一个历史分期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都必须服从于它所研究对象的本身状态。居其宏认为过去政治的发展与音乐的关系不健康，而在不健康的环境下，中国作曲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同时也显示出我国作曲家的天才、人格力量坚韧及创造精神。

本书的结构

第一遍共和国初期的音乐繁荣（1949—1956）

居其宏，在共和国音乐史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最为健康的就是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身体健康，偶然有点感冒（对贺绿汀的批判、战时状态到和平时期的战略转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音乐界没有）

第二遍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6）

政治对音乐的影响、压迫越来越厉害，在这样的环境下，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批评家是怎样从事他们的音乐工作的，在这一编多有体现，特别是“两个批示”下来以后，音乐发展是怎样的情况等。

第三遍“文革”中的音乐现实（1966—1976）

著名学者王元化，全盘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化作品，包括样板戏。居其宏认为，我们要以辨析的态度对待在文革期间所产生的文艺作品。

第四遍改革开放中的转型与阵痛（1976—1992）

第五遍后新时期的音乐探索（1992—2000）

1992年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大事重新激活，从此也给后时期的音乐发展带来了繁荣

第六遍新世纪的新景观与新挑战（2001—2008）

重要的是关于“谭卞之争”、关于“第五代作曲家”的论战、关于“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争鸣。

本书谱例与附列原则

作者结合对不同时代作曲家具体作品所做的形态描述和分析附列相应的谱例。

谱例附列原则：成就高、影响大的作品，或被以往史家忽视的音乐戏剧作品。乐队作品或以钢琴缩谱形式附列，或结合本体分析单列相关声部。声乐作品、独奏作品，直列其声乐或独奏声部而不列其钢琴或乐队部分，艺术歌曲或作者对此有针对性分析者除外。大型音乐作品只选取其中某一或某些段落附列谱例。所有的谱例，除极少数篇幅极短的作品外，绝大多数均为节选。

本书对音乐作品的分析模型

对音乐作品进行分级，单靠国内同行对音乐作品的评价，结合自己对这些作品的听觉体验和谱面分析，将共和国各体裁的音乐作品，按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分为5个等级。第一等为杰出作品，记叙及分析文字最多，并附列谱例。第二等级为优秀作品，记叙及分析文字次之，也附列谱例。第三等为重要作品，记叙及分析文字又次之，是否附列谱例视情况而定。第四等为代表作品，记叙文字及分析最少，不附列谱例。第五等为较好作品，只提名，无记叙及分析文字，不附列谱例。

针对作品特定部位附列谱例

音乐史教材受篇幅限制，即便是大多数小型作品也无法列出全篇谱例，中型和大型作品作品更不待言。因此，本书只能将作者认为最有分析价值的部位列为谱例。

针对谱例进行简约形态分析和审美效果评价

分析模型案例之一：琵琶独奏曲在这一时期也诞生了许多优秀作品。气质佳最著名的是王惠然的《彝族舞曲》（文曲）和吕绍恩的《狼牙山五壮士》（武曲）。这两首作品对发展琵琶的高难演奏技巧、拓宽其艺术表现力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彝族舞曲》以两个对比着的音乐形象构成全曲的骨架。其一是深情柔美的旋律，描绘出彝族山寨迷人的夜色；其二是粗犷、刚毅的舞蹈性律动，刻画了彝族青年月下欢舞的热烈与狂放情景。谱例如下：

上例便是乐曲的抒情主题。作曲家在如歌的旋律陈述中，巧妙地运用三度、四度和五度和音，增加了琵琶音响的丰富性和表现力，给人以和谐、宁静、恬适的听觉感觉。

音乐史著作或教材中对于音乐作品的分析，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作者的审美体验，进入到对于作曲家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表现意图的探讨和世纪审美效果的评价，才使音乐史著作的作品分析与作曲课的纯技术分析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