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流变

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流变

摘要：女性乌托邦小说不仅表达了不同时代女性的深切渴望，提出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而且也对人类整体的生存模式做出了积极设想与大胆建议，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目前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国外已掀起热潮；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旨在对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进行分期梳理与剖析，以期对我国的女性乌托邦小说研究有所助益。具体而言，1890年～1920年是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首次繁荣期，1960年～1980年通过与科幻小说的结合，再次繁荣，1980年后则兴起了反思意识极强的反乌托邦小说。

关键词：女性乌托邦社会构想

“乌托邦”（utopia）一词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所创制，最早出现于其描写人类社会理想状态的同名小说《乌托邦》。由于既有“美好之地”又有“乌有之乡”的双重涵义，“乌托邦”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引发无数的阐释，至今仍无定论。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者一般推崇的是资深乌托邦理论家莱曼·萨金特（lyman sargent）在《重返乌托邦的三张面孔》（“the three faces of utopianism revisited”）（1994）一文中所做出的界定：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一定的时空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莫尔开创的乌托邦传统一直试图描绘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却从未对女性的权益与幸福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其笔下的社会构想仍旧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对于女性来讲不

亚于一场场噩梦。因而，那些具有批判精神和前瞻意识的女性作家们勇敢地拿起自己的笔，试图以小说为载体构建女性主体受到充分尊重的乌托邦，这无疑是对乌托邦文学传统的积极继承与重大修正，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而且，女性作家们所建构起的女性乌托邦很大程度上是母系社会中女性集体情结的具象化，或者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说，是对古希腊神话中位于小亚细亚卡马多西亚的亚马逊王国（其中的亚马逊女战士高贵纯洁、聪慧机敏、骁勇善战，专与男性对抗）的移位与变形。

经过女性作家们的不懈奋斗，如今美国文学中已形成了一条脉络清晰的女性乌托邦传统：1890年～1920年，伴随着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发展，女性乌托邦小说首次繁荣起来，出现了以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 orne jewett）的《尖尖的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她乡》（her land）（1915）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经过四十年的干涸期，在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推动下，女性乌托邦小说通过与科幻小说的巧妙结合再度兴盛，出现了“小规模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繁荣”（mini-boom of feminist utopias）或曰“女性主义科幻文学的文艺复兴”（feminist science fiction renaissance），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包括厄修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的《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时间边缘的女人》（women on the edge of time）（1975）以

及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的《雌性男人》（female man）（1975）等。1980年后，复兴的热浪逐渐散去，传统女性乌托邦小说中对于未来的热情讴歌日渐沉寂，转而表现出对于未来社会与世界的深深忧虑。

一、女性乌托邦小说的萌芽

美国文学脱胎于英国文学，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也因而颇受英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影响。追根溯源，女性乌托邦小说方面的早期经典之作当推英国作家萨拉·鲁滨逊·司各特（sarah robinson scott）的《千年圣殿》（millenium hall）（1762）。该小说描绘了一个由寡居妇女组成的女性社群，其间的女性都深受男权专制的迫害，或因逃婚抑或为抚平婚姻所造成的心灵创伤而前来聚居，因此都排斥婚姻。值得称道的是，这些饱经苦难、依旧聪明善良的女性尽管没有男性的帮助，却将其所居住的乡村居住区打理地更加井井有条、美丽怡人；并且，由于远离了男权的迫害以及暴力的威胁，这些女性能够独立自主地实现其各自的精神追求。司各特由此在作品中暗示了女性中心主义的倾向，并以一些聪慧勇敢的女性不屑与男性为伍，凭借女性力量构建起一个和谐美好的社群的“想象事实”向传统男权文化发动冲击、提出挑战，掀开了女性乌托邦小说的序幕。

进入十九世纪，更多的女性作家开始加入女性乌托邦小说创作的行列。比如，玛丽·布雷德里·莱恩（mary bradley lane）即继承司各特的女性社群主题，创作了《米佐拉：一个预言》（mizora：

a prophecy）。在这个名为米佐拉的女性社群中，女性将母亲看作最初的依赖以及人生的导师，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男性的存在，因而认为没有男性参与的人类繁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对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有益的。

除了其显著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女性乌托邦小说具有其天然的劣根性。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小说更多的是对现实情景被动的反映或者说是情绪化的感性宣泄，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主动客观的剖析。而唯有当文学摆脱了这种被现实被动和压迫的状态，主动参与文化的建构，才有可能影响干预现实、进而引发思想革命，对未来提出警示、做出预测。

二、1890年～1920年：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的首次繁荣

随着女性的觉醒，美国女性乌托邦小说在1890年至1920年间出现了首次繁荣。这一时期的小说在形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故事情节往往随着某次探险或者旅行而展开，以回忆往事破题，继而穿插顺叙和插叙，作者仅仅是叙述者，小说的主体部分由对话来支撑；故事背景多设定在远离尘嚣或者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并且这些神秘的所在多居住着融洽和谐的女性社群；人物刻画并不突出，作者主要着墨于整个女性社群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气息，突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制度氛围，以期与探险者或者旅行者来自的社会环境进行对比，从而批判现实、提出构想、给予指引。

吉尔曼的《她乡》（亦作《女儿国》）即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乌托邦小说。该书的内容最初于1915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