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

_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和范围_

一、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说到底是对管理的本质的理解。从中西方对管理的本质的不同理解可以确定中国管理哲学的对象。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的本质的最具权威的定义要数法约尔了。他在1916 年出版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指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由于这一定义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学家在其基础上，采取管理职能叠加的方法，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如赫伯特。 A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穆尼认为“管理就是领导”；孔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韦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而小詹姆斯? H?唐纳利则肯定“管理就是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过程。”西方理论界对管理虽有各种界说，但是“管理是通过对组织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技术、时间等）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而快速地达到组织目标过程”的说法，则为多数人所赞同。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于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而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由于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和人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中国人对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从本质上来看，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强调“克己复礼”的“德性”文化。东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差异性，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东西方人对管理本质的不同理解。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把管理的本质规定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对管理的本质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

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中国管理学对象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学”基础之上的。中国管理哲学所谓的“人”，不只是指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还是指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一命题，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学，它是从体用相结合的高度来立论的。孔子曰：“政者，正也。” “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实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管理。“正己”（或“修己”）是“体”，“正人”（或“治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管理学既讲“道”，又讲“艺（技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哲学。

佛学如同儒学一样，虽不反对法治、人治，甚至无为而治，但它首先要求的是对管理主体的管理。台湾星云法师在《老二哲学》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他认为“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佛学的管理学，“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觉的管理、自知的管理。”

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意谓能战胜别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企业家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自己能否战胜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战胜自己的错误、缺点和不足，就要通过修养

使自己具备高尚品格，要求管理主体在人格上要具有“无为”的内在品质。只有内在地具有“无为”品格，才能在经营管理上有效地实施“无为而治”。在这里，“无为”之体与“无为”之用，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由上可知，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管理哲学，都强调管理主体首先要管好自己，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的这一特定的本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的管理观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就势必会忽视中国历来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在管理场中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

二、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围

基于上述中国人对管理哲学对象的特殊理解，在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范围上，我认为主要包括有两方面：一是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二是主要的研究资料是什么。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管理主体、管理模式和手段、管理境界。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真人人格，兵家的“为将五德（智、信、仁、勇、严）”的崇高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管理模式和手段，从管理哲学上看，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讨。在管理模式和手段上，西方人偏重于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刚性管理。而中国人则除了法家的“法、术、势”三结合的刚性管理外，还有比西方更加丰富多彩的管理内涵。

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

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