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论国民大革命

国民大革命之我见(1917~~1927)

（一）

正如正统史学家习惯将1924~1927这四年的时间称之为大革命。一些外国学者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bank）则认为于1921年就已有国民大革命的端迹。在本文中之所以将国民大革命开发至1919年，其深层含义要让读者认识到，正是由于1919年夏（5.4）北京三千多名学生上街发动学潮，使得这其后的国民大革命有了一种深层次的观念上的支持和响应。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并不仅仅就是正统史学家所宣称的是标志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也代表和证明一种真正的民族危机感在列强打开国门侵略近80余年后正式爆发了。当然，在这一阶段中要归功于李鸿章及其士大夫阶层以及康有为及其保守派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激进暴力革命派，和外国侵略者的一次又一次地炮击。

伴随着五四运动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北京大学的文科长陈独秀及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斗士李大钊，成立后的共产党与日后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将在国民大革命后占据中国历史舞台。他们两个政党的斗争或者说是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遥远欧洲的新生国家的新生政权以及他的最权威的领导人斯大林和西方自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关于民主制度的构想的一次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成功击败虚有西方民主外表的独裁政党——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其原因在这里不展开。

此时的国父孙中山已遍尝辛亥革命以及两次护国运动和护法运

动的艰辛和苦痛（他的几次试图借军阀打军阀的可笑举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其本人也差点在军阀陈烔明的叛乱中被暗杀）。正在彷徨之际的孙中山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列宁的帮助。后者是极富传奇经历的苏俄（布）的领导人，他曾极为成功的将孟什维克从民工党（俄）的政党中剔除出去。而此时虽早已皈依了基督教的孙在其事业最为低落之际极为感激的接收了列宁的帮助。后者提出欧洲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应帮助亚洲的无产阶级赶走殖民者和西方殖民者的政策（1912），这极其符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由于内战不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被保证，广受侵略者的压迫。从某种意义上说，前文提到的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上苏联已经在中国取得了绝对优势，将来无论是谁在政党斗争中获胜，苏联总是可以作为最大的赢家。因为就中国二战后的情况来看与列宁1917年暴动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之惨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无法在工业化初期给与中国以最大的帮助，以帮助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所以，即使1949年胜利的不是毛，就国情而言，蒋介石及他的政党也不会和苏联切断关系的（如中国的邻国印度，其在独立后颁布的宪法上明确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一词写进宪法）。这一点蒋明白，当然苏联更明白，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抗战中苏联一直支持的是蒋，而并非是毛。更何况就个人而言，蒋和毛在追求极权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不是美国式民主可以赋予的。这种种情况都导致苏联式的政党和组织渗透进国共两党中。

此时的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成为莫斯科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他

的一切活动均直接听命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而远在他乡的苏联人不明白苏俄式的城市暴动是无法在中国这个并未真正实行过工业化的国家上成功复制的。这一判断的失误就直接导致了共产党在建党之后的一系列的失败与挫折，而其总书记乃是原先大力崇尚美国式民主后未果后又转向暴力革命的不坚定的或称之为不坚决的陈独秀。此人过度的退让和常常过度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这种性格在后来国共合作破裂后直接导致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另一种说法是，陈成了斯大林决策失误的替罪羊）。其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所抛弃。所以，此时的共产党也急需一个能与他并肩作战的同盟者。他们找来找去，把眼光放在了当时唯一的具有全国政党雏形的以革命面貌出现的国民党以及他的总理孙逸仙。共产国际成了这桩婚事的媒人。

小结一下，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族危机感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迫切需要在内战烦乱的中国建立一个可靠的政治联盟，为大革命的集聚渐成气候，于1924年国共正式进行合作，即通常意义上的国民大革命正式开始。

（2）

在（1）中我们着重分析了国民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1919-1921）我姑且称之为思想准备阶段。在（2）中着重分析（1921-1926），我姑且称之为物质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在（1）中所称的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展开，并且不断深入。而在政治上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在笼罩着整个中国。而其他列强由于正忙于一战中的重建工作而未能阻止这一思潮的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中。由此，“政

党”一词便不再是the same aims and ideas一词的展示者。政党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成为了国家机器。党政不分或者说党政为一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

1921，列强忙于分割一战的胜利果实，继1919巴黎会议后，又在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主张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和如何处理山东主权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会议中，美国成功取得了拆散英日同盟的胜利并取得了与英国同等地位的霸主地位，在关于山东问题上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仅仅重申了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宣布主权归中国所有，仅此而已。当1919由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危机感要求政府要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争取国家利益未果时，激愤的大学生又重新走上街头，北洋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在1922年的二大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并确定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民主共和国。很显然这是带有极强的社会要求的。同时在多次寻求西方民主国家的帮助未果的情况下，孙逸仙无奈地将头转向了新生的苏维埃。两家迅速结合并趁热打铁（在（1）中有详尽的诉说）。共产国际为孙文以及他的政党带来了一位苏俄人——鲍罗廷。此人将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为国民党灌输一系列苏氏理论，军事以及政党的成果，在鲍罗廷的一再促成下，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展开。

1923-1924中，孙中山在鲍罗廷的帮助下，分别发展了新三民主义，将矛头直指西方帝国主义以及在民生问题上一改旧三民主义过于偏重大地主，成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承认耕者有其田等具体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