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宁波方言的词义演变

地域文化与宁波方言的词义演变

在引起词义演变的众多因素中，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因素是内部原因，而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外部原因。本文以词语的多义引申为视点，探讨宁波商贸和海洋文化如何通过隐喻和转喻等认知加工手段，使宁波方言中的一些词语携带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标签：宁波方言词义演变地域文化隐喻转喻

一、引言

目前，对宁波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中，词汇研究占有较大的比重。周志锋、徐波等学者在词汇领域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周志锋以明清白话小说语料为依据，对《宁波方言词典》中未曾溯源的若干词条作了考源研究[1]。徐波从构词特点和语法功能等方面考察了宁波方言中的词缀[2]。迄今为止，对宁波方言的研究大多集中和局限于对语言特色和演变过程的现象描述，很少有文献探究宁波方言演变的内在和外部原因，也少有文献探究宁波方言形成其地域特色的原因。

词是语音和意义的统一体，词在音义结合后便具有相对的稳固性。但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词义也具有一定的发展演变性。社会历史发展、语言接触、新事物需要命名等多方面因素会引起词义演变[3]。上述因素是词义演变和词义延伸的外因。与此同时，词义演变并非随意或杂乱无序，往往具有其内在的认知理据。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隐喻和转喻两个方面来讨论宁波方言词义演变的内部动因。同时，结合宁波的社会经济文化，从语言的外部环境来解释宁波方言形成其地域特色的原因。

二、词义演变的内部和外部动因

一词多义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体现了人类的认知规律，是词义历时演变的共时体现[4]。所以，本文把宁波方言的本源词义作为该词的最初义，把引申义作为该词的演化义，从一词多义的共时现象来研究其历时的演变。

（一）词义演变的内部动因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认知心理是词义演变和一词多义的重要内部机制。比如，沈家煊认为词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是重新分析和类推[5]。“重新分析”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相关的概念，是概念的转喻；而“类推”是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相似的概念，是概念的隐喻。①

（二）词义演变的外部动因

语言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语言是客观世界和社会文化的反

映，而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文化又会使某一语言形成其自身的特色。人类所有语言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全人类面对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共享自然规律。另外，人们还有相同或类似的身体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6]。但是，不同语言之间（包括方言之间）又存在差别，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不同语言群体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存在一定差别，而这种地方外部世界又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活动。比如，类推过程中参照物（如源域）的设定。换而言之，我们认为在普遍心理世界的基础上，不同语言群体还拥有一个群体心理世界，而群体心理世界又会影响地域性语言的形成和演化。

宁波地处东部沿海，便利的海运和内河航运，高度发达的商贸经济和海洋文化是宁波的地域特色，它们构成了宁波方言的外部世界环境。这种外部环境影响着宁波人的群体心理世界。比如，宁波人倾向于选择与商贸和海洋文化有关的事物作为源域来进行隐喻和转喻等认知加工，从而使得宁波方言的词义演变具有其地域特色。

三、宁波地域文化与方言词义演变的认知分析

（一）隐喻机制

隐喻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段。认知语言学核心人物Lakoff和Johnson把隐喻看成是一种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他们认为隐喻是指用具体概念来理解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亦即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其认知的基础是两个概念在结构上的相似性[7]。

宁波方言以隐喻为机制而引起词义演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货”。“货”的本义为“货物、流通中的商品”，如“便宜货”“时鲜货”。后来，“货”原先具有的“货物”义逐渐消退，最终衍生出词缀用法。以下是宁波方言中以“货”为后缀的常用词：①“荤/素货”，意为“荤/素菜”。如“渠（他）吃饭时爱吃荤货。”②“肚里货”，指“物体的内部构造”。如“格（这）机器的肚里货和总（全部）坏掉了。”从“货物”到“非货物有形物体”是“货”词义演变的第一步，这一演变以隐喻为机制，隐喻中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性是两者均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形物体”。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货”的指称范围甚至扩大到人或其他抽象事物，比如，“大货、小货”。见下例：

父母或长辈用来指称家庭内部的小辈：“我有两个儿子，大货（大儿子）为人忠厚，小货交关（很）滑头。”

宁波方言以“货”为后缀的词还有“实货”，指事实情况。比如，“侬不要转弯抹角，把实货讲给我听。”另外，“实货”还可以作副词用，用来强调肯定语气。如，“这件事情我实货不晓得。” 由此可见，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货”经历了词义演变，同时也经历了从实词到虚词类词缀的语法化过程。

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借助已有的经验知识对比新事物，探寻新旧事物之间的相似和相异[8]。在隐喻这种类推过程中，人们也常常借助已有

的经验知识去对比新事物，用具体、熟悉的源域去激活抽象、陌生的目标域。关于隐喻，以“货”为例，由于宁波商贸经济发达，“货物”成了人们认知心理中能够被轻易提取的概念。所以，人们习惯于用“货”作为源域概念去激活与它具有相似性的另一个概念域。出现了“荤货”“咸货”“大货”“小货”等众多词汇。并且，很多宁波人以商品买卖为生，对“货物”具有亲近感。因此，以“货”为后缀的词语大多带有亲切或揶揄等褒义色彩。与此不同，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仕途和农耕生产在历史上是人们推崇的谋生职业，而商业活动却被认为是低等工作。因此，在汉语普通话中，“货”为后缀而衍生出的词汇大多带有贬义色彩，如“烂货”“骚货”等。

在商贸经济环境下，宁波方言中大量存在由隐喻机制而引起的词义演化现象。以下是其他一些典型例子：1.买主该词原义为购买某一商品的顾客，宁波方言中引申为做事得寸进尺的人（后文分别用买主1和买主2表示）。我们认为“买主”的词义演变与宁波的商贸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宁波是商贸经济活跃的区域，买方和卖方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的一组概念。虽然买主1有多种属性特征，但宁波人把善于讨价还价和得寸进尺看作是买主1的突显特征。以买主1的这一特征为相似性，在具体的语用环境和隐喻机制的作用下，施喻者把买主1的这一特征投射到目标域买主2。由于同处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解喻者能够领会买主1的这一特征。因此，通常情况下，解喻能够顺利完成，词义演变也就随之实现。隐喻动态识解观点对隐喻操作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在隐喻识解中，解喻者搜索到源域中施喻者设定的某些特质，于是这些特质被激活和映射到靶域上形成隐喻。映射到靶域上的特质得到突显，而源域中的其他特质则被隐没[9]。

2.扳价钿价钿，价格。扳，（用力）拉，如，“自行车龙头（车把手）撞歪了，我把渠扳过来。”卖方坚持高价或买方拉低价位都可叫“扳”。该词现引申为“讨价还价”。如，“我先回来了，老张还在那里扳价钿。”价格在商贸经济活跃的区域是最触动人们神经的事物之一。人们往往会把价格这类相当熟悉的事物有形化而产生空间隐喻。在“扳价钿”的隐喻操作过程中，源域激活目标域基于两点：（1）“价钿”被视作有形物体；（2）如同用力牵拉有形物体一样，讨价还价往往是一种买卖双方耗时耗力的过程。

3.明分帐该词原义为“明确记录合作各方或买卖双方各自经济事务的账目”。“明分帐”的特点是“明确、明了、显而易见”。以此语义为相似性，该词现演化为形容词，意为“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特指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某种权利或履行某种义务”。比如，“前几年我没有休假，今年我休假是明分帐咯。”

4.赚赚的原义为经济交易中获利。宋代丁度等编的《集韵》把“赚”解释为“市物失实”[10] 。换而言之，如果等价交换，是无所谓“赚”的。只有当货物的价格与价值发生偏差，即“市物失实”时，才有可能赚钱。以“失实”为相似性，从商品经济领域投射到其他领域，宁波方言把“赚”引申为“错误”。在宁波方言中，“算赚”“写赚”“讲赚”实际上就是“算错”“写错”“讲错”。

除商贸文化之外，海洋文化也助推了宁波方言由隐喻机制而引起的词义演化现象。以下是一些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