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淹今,择善而从之(一)

通古淹今，择善而从之(一)

【关键词】徐相任

徐相任(1881～1959年)江苏吴县人，名尚志，原字相宸，后改相任，晚号无私老人。民国时期上海名医，解放后，任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

徐氏早年失怙，曾攻读举子业，后娶孟河费氏女为妻，弱冠时弃儒改从岳父孟河名医费绳甫研习岐黄之术，数年后学成，乃自行开业，以理虚及擅治时病见称。

民国期间，他参与筹划中华医药学会、神州医学会等医药团体的创办，并参加1929年“3.17”中医抗争运动，担任中华医药学会、神州医学会、全国中医药联合会等组织的常务理事、理事，并被推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第一届中医试验委员会委员。1945年徐相任与长子福民积极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共同参与发起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其早期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上海市卫生局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1956年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着有《中国生理学补正》、《鼠疫良方汇编》、《徐氏霍乱论》(又名《脱疫证治》)、《时病常识》、《急性险疫证治》、《在医言医》、《中医学习法》、《中华列圣记》和《中华国医科目暨各科系统表草案》等书稿以及《校注医醇剩义》等，并集费绳甫所著《医学举隅》、《霍乱论》、《胀痧论》、《时疫论》、《妇科概论》等为增补《费氏全集》。

学术思想

徐相任是著名的孟河四大家中费氏医学的传人。费氏医学缘起要追溯到明朝正德年间。时费尚有弃官从医，定居盂河，开始了孟河费氏的医学事业。费尚有穷究医理，久之便以医术闻名于世，并且代有传人。而最具代表性的是费伯雄(1800～1879年)、费绳甫(1851～1914年)祖孙两人。伯雄以归醇纠偏，于平淡中出神奇而负盛名于晚清，曾数度应诏晋京为慈禧诊病。他是孟河医派的奠基人。绳甫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证而闻名上海。徐相任天资英发，在随岳父绳甫公学医后，朝夕勤奋，潜心攻读，眠食几废，因而深得费派医学薪传。

1.治学严谨师古不泥

徐相任先生行医达50余年，毕生潜心研究，至老不懈。他虽从学于费氏医学，但又不囿于费家一门，所读之书自《灵》《素》以降，迄历代诸家学说，靡所不窥。但他并不拘于一隅之守，而是强调要融会贯通，见微知着，折中而善用之(见张汝伟、金明弼所著《徐相任先生医事传略》(内部资料))。他认为，学习中医，应善学古人而不生吞活剥;读古人之书要全面把握，要根据其人所处的时代特点思考分析，切忌不加深思，而把自己僵化的思想，当作古人的特长特色，结果必然是不仅没有学到古人的特长，反而形成流弊。他以朱张王三家为例加以说明：金元以来各家中，人只知朱丹溪之主凉润，张景岳之主温补，王孟英之主清化，后之学者效之，或专于凉，或囿于清，或过于温，用之一时，受益者固多，而其流弊亦非浅鲜。盖以各家之说，其能卓绝古人者，亦各有师承，因其则或以地域之悬殊，禀赋之不同，气质之互异，易言之，诸家独到之处，即其精微之旨也。所以徐相任教导后学，治学应严谨，立法须有方，学医应不拘一家之言，通古淹今，择善而从之，“师承不在于多学，要在于全面之领悟”。

徐相任在上海中医界属于老一辈，与薛文元、谢利恒、丁福保、夏应堂等人同辈，但他在从事医事活动和社会活动时，却从不自矜，虚己乐闻。他虽年龄较长，但是思维却比较前卫，与程门雪、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叶劲秋、祝怀萱、张赞臣、姜春华、陈苏生等一班年纪较轻，思想活跃者往来密切，而且与徐小圃、祝味菊、恽铁樵、朱少坡等人相交甚笃，经常讨论一些中医学术发展的问题。他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学;以国学精神运用科学”的论点，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最有价值的精华所在，“盖辨证之学实为国医颠扑不破、最有价值之学，亦为国医之特长，……只要我们医者凭着细心，用理论归纳方法归纳，果能正确，就不患下手无处。”1]他还提出，医者记录医案脉证应“叙证翔实”，实事求是，那种“将忠实的脉案加上许多颜色，长篇累牍，五花八门”的“空空洞洞欺人方案，不是国医上乘文字，实无

益于病人，无益于医学”2]。

2.辨证霍乱温阳固脱

徐相任临诊，早年以治疗外感时疫病为主，尤其对霍乱证治有独到见解。1908年夏秋之季，上海流行时疫，以霍乱为最甚，徐相任时任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医生，他以温燥与芳香之品治疗霍乱，多获良效而搏得赞誉。他对王孟英的霍乱论进行分析，认为盛暑湿热秽浊之气熏蒸和食滞风邪而成吐利，都是发于夏季的时症，只是较其他时节发作为急重而已，并非真霍乱。其真霍乱是阴寒直中三阴，属于阴寒证，而非热证。三阴同病必然吐利不止，澄澈清冷，四肢厥逆，阳气暴脱是其主症，而秽浊食滞只是兼症，因此，徐氏指出，“霍乱是阴寒症而非热症，其危象是脱而非闭”，回阳固脱为治疗该病时急切之要务。他说：“无湿不成霍乱，无寒霍乱不危险，命门阳气不失守，霍乱不至于死。”(见：徐相任所著，1938年徐氏父子诊所发行《徐氏霍乱论》封二)根据大量临床经验，他自拟脱疫诸方，包括理中定乱汤、回阳来复丹、三矢定乱汤等多首治疗霍乱的有效方剂，并撰写出《脱疫证治》一书。

3.理虚补偏圆括机变

徐氏在内伤杂病的诊治方面擅长于理虚，强调扶阳固阴，俾阴平阳秘，不致偏颇为患。临证中又以养阴擅胜，同时注意顾护胃气。尝治一弱冠青年，潮热遗精，盗汗不寐，颇类瘵症，但舌苔薄腻，他医予六味加地冬做汤，服后感觉窒闷。徐氏认为此阴虚而胃不清，须轻剂清润，兼和胃气，药用南沙参3钱，石斛3钱，冬青子4钱，稆豆衣3钱，陈橘红1钱，京川贝2钱，浮小麦5钱，糯稻根1两，地骨皮3钱，白莲须3钱，冬瓜子4钱，生谷芽4钱，鸡内金3钱。加减旬月而安。但对辨证属于阳虚者，他也果断应用温补之峻剂，在补气补阳时，又注意兼顾补阴。如治某左阳虚案中，附子用至1两。徐氏这种不失矩矱、但有变通的辨证思想，实是继承了费伯雄“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之说，堪为后学取法。

徐相任在临证中，经常遇见急危患者，他勤于思辨，用药精简，多能转危为安。如治一体肥男患，酷暑时节忽然昏迷，他医进香薷饮加减不应，延相任先生往诊。见身不甚热而脉有力，舌苔白腻，索西瓜但不能自食。徐氏认为此乃痰浊蒙蔽，有暑无湿，有邪不在卫表，有痰不在心包，虽有热而未入血分，故予发表消痰渗湿皆不中病，惟有涤痰消暑，使暑随痰降，胸膈方可宽，神明方能复原。遂用生石膏1两、芒硝1两、荸荠半斤、陈海蛰半斤，一服即醒，再予调理休养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