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土地赋税制度的变迁

浅谈中国古代土地赋税制度的变迁

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租也，从禾从兑”。禾就是田禾、农作物，这也就意味着税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税收”。从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诞生开始，税就出现在中国这块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就有对夏商时期国家公田（即国家占据所有权的土地）制度的描述：“并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其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中国从封建王朝开始一直是以农业立国，因此可以说土地赋税的轻重将直接影响朝代的兴亡。中国古代的秦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为了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朝廷在三晋之地，许下了若其在秦国境内开垦荒田可“三世不服徭役”的承诺。这一举动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吸引了大量人口前往开发和利用广袤的荒地，极大地促进了秦国农业和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这一举措是秦国后来横扫六国的重要根基之一。而当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为了建长城、修直道、浚通水路等国家建设以及建骊山陵墓、造阿房宫等个人享受，短短数十年间征用百万“徒隶”，调动上万“刑徒”的事

经常可见。在田赋方面，更是对民众征收“泰半之税”（即将田地三分之二的收入缴纳给国家），如此繁重的赋税和徭役让秦朝的百姓苦不堪言。最终，在陈胜吴广起义反秦这一导火索下，农民爆发了，推翻了仅仅延续了几十年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大秦帝国。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盛世更是与当时国家执行的土地赋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朝建国时，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汉高祖刘邦就提出“与民休息”的国策，执行“十五税一”的田赋制度以求恢复民生。等到了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更是将其降至“三十税一”，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农业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汉书·食货志》上就有对这段时期的记载：“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随着历史的变迁，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即公元1712年），雄才伟略的康熙皇帝更是提出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数额为永久的丁银征收定额，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的政策。这一举措将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不得随意增加，加上当时国家稳定、不轻起刀兵，广大农民负担

相对稳定，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康乾盛世“的美名一直流传至今。

赋税制度通常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国家的发展，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赋税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人烟稀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耕种公田时磨洋工。就在这时，秦国的商鞅提出了以“舍地而税人”为征税依据，即在征税时不管民众拥有土地的数量而统一以人口的数量为征税依据，并将原来的百步一亩改为二百四十步一亩。这一举动大大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为秦国横扫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在八百多年后的唐朝，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大大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当时在位的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以“舍人而税田”（即唯以资产（主要是田亩）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的思路实施两税法。这样一来，人数较少但拥有大量田产的官吏和地主阶级纳税增多，人数较多但拥有少量田产甚至无田的平民百姓纳税减少。两税法的实施在当时看来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多少减轻了农民的纳税负担，缓解了阶级矛盾，社会逐渐安定下来。

徜徉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揣摩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土地赋税制度的变迁属于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政府进行赋税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就是其财政状况。而中国古代以土地产出为主的经营方式, 决定了国家为了财政收入而对土地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调整往往直接影响整个王朝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