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时代的读书方法

忙碌时代的读书方法

汪丁丁/文

工资增长的重大效应之一，不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论述过的父母养育孩子的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而且对消费者的阅读习惯造成重大冲击。用于读书的时间，因工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昂贵，故读书的质量便对读书的数量发生“替代”。这与用孩子的质量替代孩子的数量，是同一个道理—“生活”的单位成本的上升，诱致生活的“质量”对生活的“数量”的替代。忙碌的时代，时间日益昂贵，读书方法必须相应地有重大改变，才符合“效率”原则。另一方面，写书的人，时间也随工资增长而变得日益昂贵，从而按照“供求规律”，写作的质量应当对写作的数量发生“替代”—前提是激励机制足够有效。在当代中国社会，恰是那个“激励机制”，即使一般性地存在，也肯定不是足够有效的。于是，写书的人的时间价值增长，导致了写作的质量反而被写作的数量所替代，所谓“逆淘汰“的现象。写作如此，译著也如此。

在决定了书的内容供给的质量的诸种激励机制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稿酬制度。在诸种稿酬制度中，最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制度安排，莫过于“基本稿酬＋版税”的计酬方法。单纯支付稿费，相当于地主支付佃农“死工资”，佃农领取旱涝保收的“工资”，种地的努力程度肯定下降。另一方面，单纯让作者收取版税，则相当于地主从佃农那里领取固定的（旱涝保收的）地租，佃农担负的风险太高，那些不愿冒风险的佃农就掉头走了。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没有谁愿意独自承担本来已经很高的风险，所以，能够让潜在合作的各方都接受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基本报酬外加分享利润的权利”。很遗憾，就我所知，目前很少作者和出版社是按照上述的理想方式安排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的。于是我们看到，那些领取低廉的“固定稿费”的作者，倾向于大批量地、粗制滥造地向“市场”供应他们的“作品”—如果那些东西还能被称为“作品”的话。那些向作者支付版税的出版社，则倾向于减少“首印册数”—首印的市场风险当然最高，或者按照“实销册数”计算版税。结合了上述两类不同的稿酬安排，我们知道，图书市场上粗制滥造的书籍会越来越多，而领取版税的作者的作品，至少首印的册数，会越来越少。于是，走进书店的潜在读者们所面对的书籍，其平均质量便越来越低。另一方面，人们用于选书和买书的时间，则因所预期的书籍平均质量的越来越低而越来越少。根据著名的“柠檬原理”，读者不难预言：用不了多少年的时间，中国市场上的原作和译著的平均质量将以相当大的概率达到这样一种均衡，它由两个条件刻划：（1）所有愿意买书的人，都不是出于求知识的理由；（2）所有愿意写书的人，都是出于金钱方面的需要。当然，上面的推测只是以相当高的概率、最终可能实现的诸均衡状态当中的一种。不论如何，市面上堆积如山的“差书”里面能够搀杂的“好书”日益减少，这毕竟给买书的人造成极大的因“信息不对称”而来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的基本途径—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是利用“专家经验”。所以，不少民间书店都设有“专家选书”的制度。那些答应充当“专家”的读者，以自己的专业声誉定期推荐“好书”若干，同时从书店获得免费赠书若干。可惜，中国的专家们，其时间价值上涨的速度似乎大大超过了出版社和书店愿意支付给他们的“选书时间”的报酬。故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推荐书目，不是变相的广告，便是声誉不够高的“专家”的选择。另一方面，那些以“推荐好书”为己任的刊物，目前较出色的几份，都被作者们借了推荐好书的机会，逐渐“沦为”专家们抒发见解和针砭时弊的场所。现在，《财经》欲提供一种忙碌时代的读书方法，以“新闻”的原则，结合了专家的经验，试图从即将出版或最新出版的书籍中筛选好书。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才刻意重整书评栏目。究竟效果如何，还要等候读者的评判。■

本刊推荐: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们如阿罗、米尔利斯及马斯金的评语已经成为该书最好的广告词—“激励理论是过去40年经济学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而拉丰则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拉丰在中译本前言里这样写道：“中国的发展呼唤多层次改革，激励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与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理论框架。“拉丰还感谢中译者陈志俊，说他“使得中文版在英文版之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面世，赶在了其他版本之前”。（《激励理论，卷一：委托－代理模型》，让·雅克·拉丰、大卫·马赫蒂摩著，陈志

俊主译并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只要拿起这本书，你就已经进入了它所铺叙的“多幕话剧”，你会被它吸引住，直到读完“第三幕”。我这样说，并非因为“第四幕”以后不再引人入胜，而是因为，例如，你打算先上趟厕所，然后全力以赴进入阅读体验。（《体验经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著，夏业良等译并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视为“死敌”，但多年讲授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我却一直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奥地利学派的系统批评。一次偶然的遭遇，让我读到了郭连成教授翻译的布哈林的这本小册子，当下称奇。布哈林是列宁本人及苏共党内公认“最杰出的理论家”，这本小册子是他流亡欧洲期间广泛搜寻有关资料和批判性思考的成果，在这里，他着力批评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庞巴沃克。（《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布哈林著，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第一版） 21世纪的消费主义者们正在放弃读“字书”，转而去读“图文书”。在各种畅销图文书里，张穗华主编的这本《信使》精华丛书算是一本在精神的虚无年代回忆精神的丰收年代的好书。回到我们祖先的神灵那里，寻找心灵的寄托之所。（《神灵、图腾与信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精华丛书”，张穗华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8月第一版）几米的这本书在两个月内印到了9.5万册。与舒茨在《花生人物》里画的小狗史奴比和它的主人查理·布朗十分相似，几米试图透过儿童般天真的眼睛来观察被都市冷漠所扭曲的人情世故。“她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后来，纯粹偶然地，他们相遇和相爱了一个下午。再后来，纯粹偶然地，他们留给对方的电话号码，同时被雨水模糊得难以辨认了。于是他们再也没有彼此找到过，犹如罗曼·罗兰描写过的那两位从对驶的列车上注视着对方的陌路男人和女人，刚刚萌发了“一见钟情”的念头便永远错过了对方。（《向左走，向右走》，几米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8月第一版）■

书摘《一个外国人眼中五十年前的中国》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画并文，王立刚等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介绍】1955年2月至4月，丹麦画家赫尔鲁夫·比茨特鲁普应中国中苏友好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邀请，对刚解放不久的新中国进行了一次写生旅行。在中国期间，他到过的城市包括北京、武汉、广州等10多个。1958年，比茨特鲁普此次写生的成果以《中国之行》在莫斯科出版。由于“历史原因”，此书前不久才得以在中国出版。作为画家，比茨特鲁普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份关于当时的情况的真实而直观的资料。“北京有巨大的城墙环绕着，城墙高13米，它的巨大的城门是城里和城外的通道。城内还有一个叫做…紫禁城‘的地方，那里都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清王朝的皇帝就住在那里。”“新中国解放了妇女，使他们摆脱了压迫，在所有方面与男子平等，特别是在劳动中与男子一样同工同酬。工厂女工以前因为害怕被解雇而隐瞒怀孕的事，现在可以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因此许多企业开办了保育所和幼儿园，产妇休完国家规定的假期后，可以返回岗位继续工作，所以她们工作起来就像战士打仗一样。”“外国人居住在宽敞而设备齐全的房屋中，而数百万中国劳动者却栖身在拥挤的街区，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战争期间，日本人轰炸了这些居住区，这里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位老人在港口的舢板上同一家人住了31年，现在他们终于住上了新建的工人街区。他和他的儿子们从未上过学，可他的孙子上学了，他说：‘这一切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没有忘记我们穷工人。现在我们过得很好，也吃得饱，而以前我们受冻挨饿。‘”“为了防止夏季泛滥的洪水冲垮长江岸堤，人们用石头加固大堤。500个人在尺寸为50×60米的垫子上用大石头填满，在大喇叭指挥下要从中间开始，逐格填装石头，直到整个工事沉到水下。”“这所学校有650名教师和5000名学生。教育是免费的，饮食和教科书也免费提供，生活有困难的大学生还可以免费提供衣服，在这里学习的先进工人发全额工资以供养家庭。这样，能够受到高等教育的不仅仅是富裕的人。”“为了不使工人的生命遇到危险，几个工人仔细检查牵动矿工们乘坐的斗车的铁索。”“老工人的退休金相当于矿工的平均工资，这些钱的一半用于吃饭和房钱，其他是零花钱。他们同样关心政治和生产问题，有时候他们也坐在一起玩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