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人艺大舞台上的外省保安穿着制服，站上岗台，他们是首都剧场外普普通通的青年保安。

套进戏服，大幕拉开，他们却是人艺舞台上兢兢业业的“绿叶”演员。

1月28日13时，人艺开年原创大戏《食堂》进行全体联排。

人艺保安队的4名保安——队长李花云、保安员张青松、徐凯、杨永杰，准时出现在排练厅。

只不过，此刻他们的身份，是演员。

“在人艺，那是绝对的‘戏比天大’”，张青松脸上写着虔诚，一双小眼睛因为郑重而睁得圆圆的。

他将一根胖乎乎的手指竖到唇边，示意记者到了排练厅采访要压低声音。

每日泡在剧院，不仅站岗巡逻，还排戏演戏，这让他们对“戏”的敬畏高出常人许多。

他们演戏最初源于一个巧合：2012年4月，人艺复排《蔡文姬》时，由于原定的一批群众演员临时无法参演，导演唐烨急中生智，找到李花云，让人艺的保安们“临危受命”。

结果，由于保安们平日训练有素，在台上风貌良好，颇为整场演出增色——从此，人艺的大戏里就经常能见到保安们的身影。

“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心扑通扑通都要跳出来了”，李花云回忆。

不过几年下来，他已带领许多保安队员参与过《白鹿原》、《小井胡同》、《大将军寇流兰》等多部人艺大戏的演出。

用《食堂》剧组副导演韩青的话说，“他们舞台经验都丰富着哪！”执导《食堂》的人艺老导演顾威则给保安演员们“打100分”。

《食堂》以一家国企食堂为缩影，深刻入骨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社会变迁及转型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

顾威认为，该剧是真正的现实题材作品，某种程度上，保安们是“本色演出”。

在该剧中，李花云等4位保安饰演轧钢厂工人甲乙丙丁。

尽管并无台词，但他们的投入程度，丝毫不逊于专业演员。

一场戏中，李花云扮演的工人听说自己工作了几十年的厂区要被拆迁，冲动地抄起砖头就想和拆迁者打架。

李花云对人物加入了自己的塑造：疾奔几步，咬着牙关满脸怒火，在主角的劝说下，他举着砖头的手才迟疑不甘地落下来。

在另一场戏里，张青松演一个排队打饭的工人。

排练时，虽然他的角色在队伍中并不起眼，可他还是用手做出捧着包子的动作，对着空气大口大口“啃”得很香。

来自辽宁锦州的徐凯是个人高马大的小伙，有时戏里需要很壮实的人物形象，人艺导演们常会想到他。

排练《食堂》时，他早早就穿上了戏服——一身白色的工装，东蹭蹭西摸摸，原因是“想尽快把工装穿旧穿脏，这样舞台效果才真实”。

“你演什么，就得像什么，虽然没台词，但你演得对不对，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李花云说。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人艺的艺术家们代代相传的宗旨。

经常排戏，经常听艺术家们讲戏，这句话也被人艺的保安们奉为真理。

他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人艺老演员演一个没有台词、背对观众的打字员。

看上去，这是个没有任何发挥空间的角色，她只能坐在那里默默打字。

但观众很快就发现，这个打字员不一般。

她不是机械地坐在那里打字，而是通过打字机的声音为现场制造一些音响效果。

当主角心情紧张时，她打字的节奏就快；当主角心情平静地说台词时，她打字的声音就很小。

林兆华、顾威、濮存昕、杨立新、孙茜……一串串观众熟知的名字，在人艺保安口中，都是亲切可敬的老师。

“比如说顾威老师，说戏的时候很严格，但是戏外老爷子特别和蔼；再比如说濮老师，他不光有耐心指导我们，还时不时和我们拉拉家常。

”张青松说。

除了李花云一个“70后”，其他保安都是“80后”、“90后”。

一边做保安，一边还能登上舞台与话剧结缘，这让他们的青春变得不同。

他们明白，保安很难被作为终身职业，在人艺的日子，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为未来“充电”。

参演《食堂》的保安杨永杰生于1994年，家在河北邯郸。

17岁那年，他刚来到北京，就幸运地应聘到人艺当保安，当时的他还想不到自己竟也有机会上台，只是为“人艺职工可以免费看戏”感到激动。

几年下来，剧院的戏他几乎一场没落全看了一遍。

这个高大俊朗的小伙子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走上演艺之路，“和人家专业演员差得太远”。

但能有机会参与戏中，这已经让他学到了很多。

刚满20岁的他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只是朦胧地认为，“虽然当群众演员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无论干哪行，想要干得好、让别人瞧得起你，总得有些文化上的修养，对吧？”杨永杰很佩服张青松，因为他“有空老看跟演戏有关的书”。

张青松不好意思地说，那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并没更多的想法，“说白了咱就是一个农民，将来不可能在北京扎根。

不过将来不管去哪儿闯荡，综合素质高了都对自己有好处”。

临近下午5时，《食堂》当天的排练结束。

回到简陋而整洁的宿舍，张青松等人换上保安的衣服，再次开始站岗、巡逻、疏导观众人群等工作。

休息的间歇，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也爱刷微信、转发朋友圈。

他们转发最多的，就是人艺新戏的介绍和点评；而晒的照片，也几乎都与戏有关。

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止是站岗放哨，还有好戏和远方。

生长在广袤的黄土高原，李志武的笔触苍凉、朴拙，充满泥土气息。

罗强烈《中国青年报》（ 2015年01月30日 11 版）王安石苏东坡发刊词本报《文化地理》今日创刊。

顾名思义，“文化地理”者，文化的地理也，此“文化”包括历史文化、地理文化、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城市文化……亦可谓之“新史地”。

历史上下数千年，地理纵横几万里，其中精彩的“节点”灿若繁星；诚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主张从“当代兴趣”出发选择写作“节点”，遵循学术精神，以细节带动叙述，以故事包含思想，以人物寄寓感情，以美文呈现风采，最终凝结为一个文化境界，力争每期都能与读者分享阅读的快乐。

导读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

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

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然而后世儒家却因政治理念百端“离间”事实，现代仍有超级“苏粉”林语堂“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

两位伟人播下的本是“龙种”，他们的后人何以要收获“跳蚤”？！一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

“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

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二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

其实应该是状元。

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

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

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

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