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

X k = X ki（k = J + 1，… ，J + K）
应该说，这一分类方法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一简单的划分有利于进行 理论分析，减轻了分析的难度；现实中，公与私的划分关系到物品的供给制度安排，如私益 物品的供给利用市场的制度安排，公益物品的供给则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了。
1、私益物品
中国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分析
张建川 提要：艾滋病的危害也是人所皆知，然而艾滋病的防治却不尽如人意，这是 尤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学的根源的。在实际中，人们往往把艾滋病和道德的高低 等同起来，但是本文觉得应该首先把其当作是一种病，否则丝毫不利于其防治。 其次，艾滋病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病是因为他有外在性。对艾滋病来说，它 不是纯粹的私益或者公益物品，而是混合物品，从而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因此在 防治中应该有政府介入。但是政府由于财力或者其他方面的限制使其不能很好地 解决它，因此有必要让一个非政府组织来经营艾滋病的防治，这也是本文的一个 核心的政策建议：多中心的解决方式，即让非政府的组织参与到艾滋病的防治中 来。
首先，探索有关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对物品和服务的属性的分析将把任何物品或者服 务都看作是复合的，并且可以进行细分，而不是笼统地分为私益物品或公益物品 。比如，气 象服务具有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服务双重性，基础设施服务具有私益物品、公益物品、集体 物品的三重性质等。
其次，认为不同的物品或服务的不同的融资、生产、 供给、提供 、消费政策选择可能
合计
５００ 万
成人
４３０ 万
妇女
１８０ 万
小于 １５ 岁的儿童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年艾滋病死亡数
合计
３００ 万
成人 妇女
２４０ 万 １１０ 万
小于 １５ 岁的儿童 ５８０，０００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把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定义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可能感 染艾滋病的概率”。因此，所谓高危行为，也就是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极高的行为方式。从中 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吸毒和不安全性行为，例如从报告的 HIV 感染者的情况来看，前
二 分析框架概述
本文对政策问题采用的是制度分析的方法。制度分析的旨趣在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 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两个层面。制度分析有两个传统，即以康芒斯和凡伯伦为代表的 老的制度分析传统和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制度分析之所以有了所谓“新”的称谓， 是因为后者更多地采用了公共选择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概念，二者在逻辑起点、方法论和价值 理念上多有重合。而公共选择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把适用于市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 市场选择。根据思维脉络我们将按以下顺序来揭示这一问题：
三 艾滋病流行及传播机制概述
艾滋病，是英文“ AIDS”的音译，直译应是后天免疫力缺乏症。 艾滋病是指受艾滋病 病毒感染人士免疫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产生了并发症的阶段。这些并发症包括伺机性感染及 恶性肿瘤。感染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是艾滋病病毒，即“HIV”。HIV 直译为“人类免疫力缺 乏病毒”，由于艾滋病这个病症及其命名，比起艾滋病源的发现，要早了好几年，所以公众 也倾向称 HIV 为艾滋病病毒。当我们使用 HIV/AIDS 时，一般泛指所有与艾滋病病毒或艾 滋病有关的人、事项、工作或活动。从公众健康计划及控制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在于 预防艾滋病毒的传播，然而所有相关的个人及社会冲击，则是由许多各种人类对艾滋病病毒 感染的反应所引起的。
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如下特征：（1） 使用上的排他性。排他性意味着我使用了一种 物品和服务，就排除了别的人使用的可能性。比如，我买的苹果，未经我的允许，他人无权 享用，这时我就对我买的苹果拥有了排他性消费权。2）消费上的竞争性。竞争性意味着如 果总量保持不变，那么 A 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非 A 的消费要减少一个单位，二者是此 消彼长的关系。一般说来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任何垄断，那么理性的人通过价格 的信号，来对自己的成本－收益进行衡量，进而决定自己买和卖的行动 ，由此形成供给、需 求曲线，资源配置能达到最优。但实际上市场的运作并没有达到这么完美的状况。这时就需 要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来进行调整，比如政府的干预。
（二）不安全性行为 不安全性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了解对方 HIV感染状况的情况下进行无保护性交的行为。 这包括嫖娼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性伴（主要为同性恋者）行为。
1、嫖娼行为 自 80 年代开始，娼妓现象在某些沿海城市和大城市重新出现并不断延伸到内陆的小城 镇。全国 1996 年共抓获卖淫嫖娼人员 42 万人。公安部门估计，实际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员 数量可能达到 300 至 400 万，约为报告数量的 10 倍。而潘绥铭先生通过实地的调查，在 1993 年就估计达到了约 400 万。 暗娼可以分为许多类，从包娼（我们熟悉的“包二奶”）到在建筑工棚和路边小店卖淫 的妇女。她们性行为增加的次数与收入和安全性行为知识的减少呈负相关。此人群中同伴关 系融洽，交流良好，交流的内容包括如何避孕，如何和嫖客讨价还价，如何吸引嫖客等。这 显示出有关性病艾滋病预防的知识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在同伴之间传播。 2、性传播疾病 （STD） 自 70 年代后期起，中国性病报告数字逐渐增长。1995 年报告的性病病例数为 36.2 万， 专家估计实际患病人数可能是报告病例的 10 倍。同时亦有估计认为到 2000 年报告的性病数 字可能占 35 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总数的 50％以上。来自性病监测哨点的监测资料表明某些性 活跃人群如暗娼中性病感染率很高。上述事实对于我们了解艾滋病目前流行形势及将来的发 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性病患者处在 HIV 感染的更高危险之中。这样说有两个 理由：其一是性病患者经常有高危行为如卖淫嫖娼，其二是从生理角度考虑，性病患者对 HIV 的易感性增高，这是因为由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有利于艾滋病病毒和性病病原体侵 入机体。
一 概述
首先要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一个机会来和大家商讨艾滋病这个问题。艾滋病现在已 经是一种危害非常大的破坏因素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经警告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 播正在逐渐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这从一个侧面明白无误地昭示我们，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无可回避。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艾 滋病感染者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7.4％。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控制不力，到 2010 年，中国艾滋病病感染者将超过 1000 万人”， 如果控制有力呢？最乐观的估计是 150 万人。但艾滋病专家警告说，这类数据远不能描 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误导决策者，错失抵抗艾滋病 之害的良机。”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测算，以我国官方认可的 60 万感染者 的治疗、不能工作以及劳动力和生产力等因素丧失的价值，将给我国带来每年 4000 亿 至 5000 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因此艾滋病一旦流行会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的辛勤建设的成 果。如果控制不力，艾滋病将成为我们的国家灾难，以至于已经有专家惊呼这将是中华 民族的“第三次鸦片战争”。毫无疑问，艾滋病问题已经构成我们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公 共问题，但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的严重性与它所应该引起的关注是不相称的，大 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还是暧昧的、讳莫如深。
四 艾滋病问题的属性分析
3
（一）对市场选择的经典经济学分析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利用数学表达式，给两种物品下了定义。他认为，某种私益 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全部消费者对私益物品消费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
X
j
=
Σ
x
i j
（j = 0，…
，J）
i∈[1,n]
而公益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任何一位消费者的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
4
都是相对可变的，因此，对于公益物品与私益物品性质和边界的认识，不能只满足于理论上 的定义，而必须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定情境中去把握。
（二）政府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公共经济学理由
我们首先假设， 对艾滋病实行市场化的解决之道，交由市场自行解决。这种情况下， 每个面临感染危险的人都会为了降低其面临的危险而付出相应的费用。但是，由于一个肺结 核感染者在决定是否支付治疗费用的时候，可能只会考虑他个人的利益，那么当治疗的费用 足够高，或者由于其它的一些原因，例如当事人自己对尽快地治愈并没有什么急迫性，那么 肺结核患者经过治疗痊愈的例子可能就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合意水平那样多。也即产生了外 部效应，如果其影响很大的话，就构成了强有力的政府干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的理由。
1
导致不同的问题。 第三是分析框架主要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分析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
以下三个层次上分析各方面的政策选择：（1）操作层次：公民个人 、社会组织、政府和国家 会采取不同的政策，并导致不同的结果。（2）集体选择层次：为了使有关方面采取有利于公 共服务的政策选择，制定特定的集体选择的规则，在特定的基础上，有关方面才有积极性采 取适当的政策。（3）立宪层次：正如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一样，聪明的人未必 就能选择合适的制度，这时有关选择制度的立宪规则就非常重要。
3、同性恋人群的健康 中国的同性恋者到底有多少，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估计有三千 万至四千万之多。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尚不得而知。一个人爱同性还是爱异性，与艾滋病 完全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女性间的性活动与男性间的情况正相反，是不易感染艾滋病的。但 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同性恋者通常选择与异性结婚的 形式，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性取向；同性活动大多也因此采取地下的方式，处于混乱无序的状 态。这就为艾滋病在男同性恋人群中大流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有关公益物品和政府干预的分析
第一个失灵属于被称为“外部性”的一般范畴之中。 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 者福利的影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成为“正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 的，就被成为“负外部性”。
第二个失灵就是“搭便车”。即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回避了为此而支付。 第三个失灵是非对称信息， 在很多情况下 ，卖者知道的信息买者不一定知道 ，或者买 者知道的没有卖者那么多；有时则相反。当信息不对称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导致市 场功能的无法发挥，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整个市场都不存在。1970 年，阿克罗夫发表了 一篇有关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正式提出了 关于市场的信息问题并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在文中说，在旧车市场上，卖车的人比买车的 人更清楚自己的车的质量，买车的人不知道，则只能按照预期的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这样卖 好车的人就会觉得划不来，不愿卖他的车，最后只有卖坏车的人留下来卖车。当然买车的人 也知道愿意卖的一定是坏车，因此他不会按前面的价格出价，他将按留下来的车的预期平均 质量支付价格。如此继续，就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或是收缩为劣质品充斥的市场。 应该说，上述的三个失灵是与公益物品的特性分不开的。公益物品正好与私益物品相 反，具有如下二个特点：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公益物品每增加一个单 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实生活中 ，物品的属性是公益物品还 是私益物品的性质和边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事实上，所有公益物品的“公益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