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教育问题之思考 (1)

古代蒙学与当代小学教育问题之思考

引言：

最近，几次走进小学，都听见朗朗的读书声，而学生诵读的不是课本上的文章，而是古代蒙学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弟子规》等。

感叹之余，也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现将几个思考不成熟的问题显摆这里，与同行、家长及坛友们相互学习、探讨，以求能为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

说明:本文参阅了很多书籍和文章，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

一、为什么今天的学校里重现了封建社会私塾教育的学习内容？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关键是应该弄懂“国学”这一概念。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鼎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古代蒙学属于国学的范畴。让今天的孩子学习封建社会私塾的教育内容，这不但是顺应国学教育从孩子开始的社会需求，更重要的是肯定了古代蒙学的价值以及对古代蒙学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同时，也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更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诵读古代蒙学教材和文化经典，似乎更能激发我们的民族热情，陶冶我们的道德情操，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古代蒙学进入我们的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对中国古代蒙学的初步认识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古代蒙学。

第一、教材。最早出现的蒙学教材是南朝梁代的《千字文》，由周兴嗣所撰。以后有南宋初钱氏所著《百家姓》；南宋王玉麟所撰《三字经》；明朝萧有良撰《龙文鞭影》；明未清初程登吉撰《幼学琼林》。其它还有《千家诗》、《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金裘》……等。“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基本上定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为统一定型的教材，简称为“三”、“百”、“千”。

这些教材最惊人之处就是使用时间长。，使用范围广。《千字文》使用了千年，而其它教材也用了五六百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这并不是政府编写，颁发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而是民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统一教材。更惊人的是朝代在不断地更替，政策和方针也在不断地改变，而教材却一如既往地沿用。教材基本上是统一的，科举考的四书五经历代也是统一的，正由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使全国的学子处于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上，科举考试中，穷乡僻壤的学子也有金榜题名的可能，这也是华夏文化得传播到边远地区的根本原因。

第二、教育方式。中国古代没有师范教育，但文化教育却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

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在世界最早几个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惟一保存古代文明的国家，就是由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起到巨大作用，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中国的科举制首先是选拔政府官员，其次是培养各种层次的教育人才。不能中举的秀才就在乡村里进行“蒙学”教育，也就是类似现代的小学，正所谓“秀才没落，下乡教学”。明清时代中国的小学完全是“私立”，也称为“私塾”，不需要国家一文教育经费，就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初级教育体系。以机动灵活的教育方式办学，秀才的家里就可以作为学校，家族的祠堂也可以作为教学场所，惟一的开支是作为教师的秀才的“束修”，或各家分摊，或由家族中几家富有的家庭承担。而家族中较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免费入学。而且是要求家族中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要去读书，若有失学儿童，对其父兄还要追究责任。

第三、教育模式。首先每个教学班一般在10人以下，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因而私塾先生可以对每个学生负责到底。旧时的私塾无什么优秀教师之称号，也无什么升学压力，学生读书更无什么选择重点学校的困惑，“教不严，师之惰”。对教师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

其次没有年级的概念，因材施教，不求进度统一。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进入新内容的学习，而学不好的学生就继续背诵旧课文，直到能背诵到滚瓜烂熟程度再进入新课文。教学是复式教学，针对每个具体情况来进行教学进度，这才是对学生负责到底的教育，而不拘泥于年级的升留级的形式。有关资料显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基本上是半年读一本，也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读三本书。学业负担同现在的学生相比是较轻的。古代的学生无需配备教科书，因为所读的书都已背熟牢记在脑海里，到运用时信手拈来，出口成章。

第四，教学方法。私塾的教材是几百年不变的，秀才们读私塾时读的就是这些“蒙学”教材，现在教学生的仍然是同样的教材，而且全国基本上都是统一的，开始都是“三、百、千”，所以不必要印什么教材，更不必学生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因为这些教材秀才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不必备课，只要学生坐定，便可开口上课，而教学方法又如此之简单，每天领着学生带读四五句课文即可，学生读会后，就让学生进行背诵所学的课文，要求连同先前所学课文背诵到滚瓜烂熟的程度，接着进行习字训练，背诵和习字成为学习的基本模式。古代的蒙学，课文只进行最简单的讲解，根本不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讲解，古代经典是“微言大意”和“博大精深”的，教师何苦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更何况许多高深的政治、哲学、人生的重大问题，纵虽讲得清楚明白，七八岁的小孩子又怎么懂呢？因而公开宣称“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让学生滚瓜烂熟地背诵，牢记于心中，让学生慢慢地去理解，在今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上去领悟和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中国古代把学习中文称之为“识字”，这是非常恰当的认识，任何一个“汉字”都要掌握“音”、“形”、“义”。作为初学者，首先要掌握的是“音”和“形”，在牢固掌握前两者的基础上学习“义”。因而古人就把学习的主要精力放在“音”和“形”上，通过背诵来使每个字的读音牢记于口耳之间，成为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通过大量的书法训练，使“形”牢记于手眼之间，达到不仅写得好，而且写得正确无误。对“义”却是不够重视，粗略讲解其含义，甚至不讲解，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自己领悟和感知，这才是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另外，“三、百、千”在形式上的共同特点是韵文化，三四个字成为一句，隔句押韵，都不一韵到底，中间要换韵，读起来都是朗朗上口，容易记忆。

其实，严格的说，私塾不设班级，都是个别教授，好处是因材施教。当时教法有：

1.点书、塾师的教桌上，常备着一个朱砚和一枝朱笔，每天上午学童陆续上学，先生逐个把他们叫到桌旁。先生边读边点，学童句句跟读。

2.还书、每天点书之前，学童要把昨天点的书给先生还读，也叫“还书”。还书有“正读”与“背书”两种。“正读”，就是面对老师看着书本朗读；“背书”即背向老师，高声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