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
从程氏易传序看程颐的易学观
《易传序》是程颐主编的《易经》的序文，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程颐是中国古代尊崇的思想家、学者和官员，他的易学观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尊重和
广泛的认可。
从程氏《易传序》中可以看出，程颐的易学观主要是以朴素的观点来解释“易经”的内容，他强调“易经”是由上帝传授给人类的秘诀，主张研究“易经”有助于人们认识“上帝之道”，并且以此作为行事准则。
程颐深信“易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指导，他认为，只有按
照“易经”的指导原则，才能实现人类的理想，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繁荣。
另外，程颐也建议人们要善于发现“易经”中的奥秘，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并且要
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以确保自己的行为与“易经”的内容一致。
总之，程颐的易学观以深
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指南，也为当今社会提
供了深刻的启示。
《程氏易传》中的“随时取义”思想
《程氏易传》中的“随时取义”思想摘要“随时取义”说是《程氏易传》中特有的思想，它是一个解释学概念，是程颐在解释爻辞时所使用的解释原则之一。
“随时取义”所承担的是解释学上的功能，而基本没有确定的哲学义涵。
本文通过区分“随时取义”与“随时变易以从道”来凸现这一概念在解释学方面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随时取义”不等于随意取义，相反，这一原则恰恰维护了思想的确定性。
关键词《程氏易传》随时取义随时变易以从道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随时取义”说是《程氏易传》（以下简称《程传》）中极富特色的思想，其特色在于：一方面，“随时取义”思想或与其相似的内容在其之前的解易者，如王弼、胡瑗的注释中都未曾出现过，这一思想可视为是程颐的独创；另一方面，“随时取义”是解释学概念，而非哲学概念，这表现在：它所承担的是解释学上的功能，基本没有确定的哲学义涵。
但这一思想在历来有关《程传》的研究著作中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只在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有关程颐易学的论述中将“易随时以取义”作为标题进行了相关论述，①但在朱先生的研究中，这一主题下包含了许多其他的内容，如将爻位说、卦变说等释易体例都列于其下，这反而使得《程传》中“随时取义”思想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被冲淡了。
因此，对该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述。
1 “随时取义”与“随时变易以从道”研究《程传》中“随时取义”的思想，理清其概念内涵至为重要。
这需要我们首先对《程传》中所出现的与“随时取义”形式类似的观念作一番考察，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对这一观念产生错误的联想。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程颐在《易传序》中开宗明义的指出“易”是“随时变易以从道”之意，“随时变易以从道”与“随时取义”在语言表达的形式方面极为接近，二者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一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都是需要弄清的问题。
按照朱伯崑先生的说法，他认为随时以取义，是就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的。
程颐据此，进一步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说明《周易》的性质及其原则。
中国古哲学思考题
辨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
但是，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
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
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
”然而，一些人在谈及某些具体问题而加以引述时，却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甚至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如何由异质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
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
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适用于对“和”的把握，他曾指责乡愿为“德之贼也”。
“和”诚可贵，但不能没有原则。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
“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
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
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
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
更有甚者，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似乎一宣称“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义的约束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
辨析“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摘要: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
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
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关键词:程颐;《易》学;《四书》学;经学程颐在解《易》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很多解《易》成就之外,还提出和运用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方法,而《易》学与《四书》学之间的互释与会通便是其中之一。
程颐借助《易》学、《四书》学等来建构儒家的本体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
在解释方法上,将《四书》中所宣扬的儒家伦理道德贯注在《周易》的解释中,将道德说教与《易》学原理相结合,由此为人们遵守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了经典和形而上的哲学依据,为儒学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
而这种《易》学与《四书》学互释与会通的方法,也为宋明时期义理派的《易》学解释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典范的意义。
一、互释与会通之方法程颐《易》学属于义理派《易》学,他对《周易》的解释主要继承、借鉴了王弼、胡瑗等《易》学名家的成就,重点探讨卦爻辞、卦爻象所反映的思想和意义,将义理《易》学发展到一个至高的水平,成为义理《易》学史上的典范之作。
与之前的很多《易》学家相比,程颐《易》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将《四书》中所言说的伦理道德大量地贯注于对《周易》的理解和解释中。
如程颐在解释《益》之上九“莫益之,莫击之,立心勿恒,凶”时云: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刚处益之极,求益之盛者也;所应者阴,非取善自益者也。
利者,众人所同欲也。
专欲益己,其害大矣。
欲之盛,则昏蔽而忘义理;求其极,则侵夺而致仇怨。
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
（北宋）程颐《周易程氏传》第十卦_履卦
（北宋）程颐《周易程氏传》第十卦_履卦第十卦_履卦履，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
履，礼也。
礼，人之所履也。
为卦，天上泽下。
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
履，践也，藉也。
履物为践，履于物为藉。
以柔藉刚，故为履也。
不曰刚履柔，而曰柔履刚者，刚乘柔，常理不足道。
故易中唯言柔乘刚，不言刚乘柔也。
言履藉于刚，乃见卑顺说应之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人所履之道也。
天在上而泽处下，以柔履藉于刚，上下各得其义，事之至顺，理之至当也。
人之履行如此，虽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
故履虎尾而不见咥啮，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刚也。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以阴柔，履藉乾之阳刚，柔履刚也。
兑以说顺应乎乾刚而履藉之，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至理也。
所履如此，至顺至当，虽履虎尾，亦不见伤害。
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阳光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
疚谓疵病，“夬履”是也。
光明，德盛而辉光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
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
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
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
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
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亨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鹜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
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处者，行之义。
初处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阳刚之才，可以上进，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矣。
《周易》古经中的象辞关系及其哲学诠释空间
《易·系辞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说：“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又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等等。这些话，都是象辞并举，并强调象和辞都是用来显明吉凶之理的。此可见，在《易传》看来，象辞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而《易传》解经，也正是要透过阐明此种逻辑关系，以揭示吉凶变化之理。
二
《易传》与传统易学，视《周易》象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观念在近代受到了冲击。上世纪以来，随着经学观念的破除，圣人设卦、观象、系辞之说遭到怀疑和否定。不少学者认为，《易传》解经的体例未必可信，因为二者的成书时代不同，历史观念不同，性质不同，所以，《易传》的解经，其思路是否有据，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3]。《易传》如此，以其为宗旨、范式的传统易学，其解经的思路也就更值得怀疑了。加之传统易学的解经体例确有其繁琐、穿凿之处。因此，有学者主张对此问题避而不谈；有学者则干脆认为《易经》象辞之间没有干连，即使有，也是后人推求出来的。
义理派解《易》，也很重视探讨象辞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与象数易学不同，其解《易》主取义说，主张透过象辞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象辞背后蕴含着的哲理。以北宋著名哲学家程颐为例，其解《易》主“随时取义说”。如注否卦初六爻辞“拔茅茹以其汇”说：
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否之时，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阴，上皆有应，在否隔之时，隔绝不相通，故无应义。初六能与其类贞固其节，则处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程氏易传》卷二）
茶山丁若镛的《周易》解释及易理四法
茶山丁若镛的《周易》解释及易理四法金永友（韩国翰林大学）一、序论茶山丁若镛（1762~1863）是朝鲜后期有名的思想家，他提倡对六经四书进行经学研究，以指出当时被歪曲的知的观点并对国家社会进行改革。
“穷经以致用”的思想（研究经传以将其应用到经世中去）虽是儒学原本的志向，但在很多情况下经世论只是停滞在原则论及观念水准上，与此相比，茶山的经世论则为了解决实质问题而提出了现实的具体的方案，这也是茶山与其他的哲学家相区别的特征。
对倾向于观念的思辨的性理学的炫学的侧面进行批判而整理成的茶山的学问体系是根据儒学的原则论由经学及经世学构成的。
对六经四书的注释书及一表二书（《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心书》）是构成经学及经世学的主要著作。
与当时的时代状况相联系，茶山想要把自己的学问观从现实志向性的实践性的古经中脱离出来。
通过对性理学的怀疑和批判，茶山树立了与性理学不同的新的哲学思维体系，并以这种新的世界观为基础对古经的意义作了新的解释。
随之，他的经学摆脱了对性理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探究，而实践性及经历性的要因获得强化，这在对经传的注释中也反映出了此种性质。
茶山研究《周易》的代表作有《周易四笺》，《易学绪言》及其诗文集中收录的信件和几篇短文。
《周易四笺》根据他独创的名为“易理四法”易学理论对《周易》进行了解释。
而《易学绪言》正是以此“易理四法”为基准对汉代以后的魏晋，宋，明，清的具有代表性的易学理论作了评价。
茶山的《周易》解释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根据“物象”，“推移”，“爻变”，“互体”四种易解释原理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一贯的解释。
他将“易理四法”看作是《周易》解释的原理，因此对不以“易理四法”为基准的《周易》解释全部做了批判。
随之像王弼，程颐川等批判象数易的义理易学者们成了最大的批判对象。
茶山对朱熹的易学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但他的《周易》解释却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完全不同。
茶山以“易理四法”为易翻译的原理，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易学继承了汉代的象数的易的解释。
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兼与程颐解《易》方法比较
第９卷第２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Ｖｏｌ．９ Ｎｏ．２２０１９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２０１９社会·文化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兼与程颐解《易》方法比较苗 圃（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福建三明，345000）摘 要：“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
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
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
他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这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理一分殊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9）02-0062-05朱熹的易学思想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他在《周易本义》中，运用“理一分殊”方法对《周易》（以下简称为《易》）进行重新解读，力求恢复《易》之本义，以纠正汉唐以来解《易》的弊端。
这一方法，既是其易学方法的核心，也是其理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一、“理一分殊”的提出“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最初是在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的。
这是张载书于学堂“双牗”之上的一篇铭文，又名《订顽》，意在训勉学生，仅三百余字。
《西铭》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1]二程对《西铭》推崇倍至。
程颢曾说，张载此文笔力深厚，他人无法做到，更断言自孟子之后收稿日期：2019-03-11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X006）；2018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456）作者简介：苗 圃（1984—），男，山西太原人，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朱熹“《易》本卜筮之书”论断中的解易方法
朱熹“《易》本卜筮之书”论断中的解易方法作者：苗圃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02期【摘要】“理一分殊”是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起初只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使用。
朱熹从学李侗，将理一分殊提升到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高度。
朱熹将这一方法用来注解《周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方法；理一分殊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等学说的继承和改造，创造了完备的理学体系。
朱熹构建自己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背后有其方法论作支撑，而这一方法论就是“理一分殊”。
一、“理一分殊”的提出“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最初是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
《西铭》载：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i]二程对《西铭》推崇倍至，程颢曾说张载此文笔力深厚，他人无法做到，他更断言自孟子之后学者，无人能比。
程颐也说：“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 [ii]杨时作为程颐的得意门生自然对《西铭》十分重视。
他在阅读此篇时向程颐提出疑问：“《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
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
” [iii]杨时认为张载只称乾坤为父母，而未谈及血缘之父母及兄弟亲族，也就是只谈仁之体，未谈人之用，脱离了具体的仁爱，这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似。
程颐针对杨时的疑问，作书答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
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
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子比而同之，过矣。
《周易》注释
《周易》注释周易，又称《易经》，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一。
它以六十四卦象为基础，通过卜筮、解读卦辞等方式，预测和解析人生的吉凶祸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民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和注释家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本文将对几位主要的《周易》注释家及其注释作品进行简要介绍。
一、程颐《周易注》程颐是宋代著名学者，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周易注》。
程颐在《周易注》中运用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强调人的修养与处世之道。
他解析卦辞时，将重点放在人生道德修养方面，注重指导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周易》的哲学思想。
尤其是他对六爻的解说十分重要，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卦象含义以及变化规律。
二、朱熹《易传》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他的《易传》对于《周易》的研究和注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朱熹在《易传》中强调“道”与“德”的重要性，认为《周易》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同时，他对卦爻的解析十分注重，以及对《易经》及其卦象的卜筮应用，都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三、郭店《周易注疏》郭店是唐代著名学者，他对《周易》进行的注释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郭店的注释着重于《易经》的卜筮应用，并将其与政治、军事等实际场景相结合，探讨卦象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他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实用的解读方式。
四、程子翼《周易正义》程子翼是明代学者，他的《周易正义》被广泛誉为《周易》的集大成之作。
程子翼很好地结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周易》的卜筮应用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解释。
他的注释通俗易懂，对初学者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为学习《周易》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参考。
结语：《周易》注释作为对《周易》的解读和理解，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程颐、朱熹、郭店和程子翼等学者的注释作品，各有特色，为我们理解《周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注释作品只是对《周易》的一种解读，读者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解读方式。
《周易程氏传》“卦德”、“卦才”研究
《周易程氏传》“卦德”、“卦才”研究Study on ‘Guade’、‘Guacai’ in Yichuan Yizhuan唐纪宇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卦辞与彖辞之间的解释关系以及“卦德”概念的主要内容,来探究《程传》中的创新概念——“卦才”——的重要内涵。
避免了既往对“卦才”所作的孤立研究,揭示出“卦才”首先是一个解释学概念,而非哲学概念。
并且这一概念突出反映了程颐不同于以往易学家“以传解经”的新特点。
关键词:卦辞与彖辞解释学概念卦德卦才对于《程氏易传》的研究,学者们历来都会注意到“卦才”这一概念,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这首先是因为“卦才”这一概念在《程传》中被频繁地使用,据笔者统计,在对六十四卦的注释当中明确运用了“卦才”这一概念的有三十六卦,1足见这一概念在程颐易学中的地位;另外,“卦才”是程颐的独创,在其之前的易学注释者中从没有人使用过这一概念,可以说,它能反映出程颐易学的某些特质。
因此,对“卦才”的阐释历来受到《程传》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有不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而本文之所以还要继续关注“卦才”这一概念,是因为既有的研究由于缺乏解释学的视野,即没能将程颐的注释与《周易》本身的卦辞、彖辞结合起来,而仅仅是孤立地研究“卦才”、“卦德”这样的概念,因此,既往的研究在诸如“‘卦才’究竟是一个哲学概念,还是一个解释学概念?”、“‘卦才’与‘卦德’的关系究竟如何?”、“‘卦才’、‘卦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上都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卦才”概念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在解释学的视野下搞清这些问题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之所以以“卦德与卦才”作为文章的题目,而没有单独使用“卦才”,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卦才”概念必须经由“卦德”概念才能得到阐明,这也是本文不同于既往的研究之处。
卦辞与彖辞在对《程传》中所出现的“卦才”概念进行梳理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概念仅仅出现在对卦辞和彖辞的注释中,而在对象辞和爻辞的注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丧羊于易”考释-
“丧羊于易”考释*《易》之大壮卦六五爻曰：“丧羊于易，无悔。
”此句解读异议颇多，各个注家的注解差异较大。
对“丧羊于易”解读的关键在于对其中的“易”字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解读：郑玄、王弼和程颐等人的“交易”“平易”“和易”说，朱熹所开启的“疆埸”说，以及顾颉刚所主张的“有易国”说。
经过考察，郑玄等人的解读不太可取，而朱子和顾颉刚的解读较为可取。
标签：丧羊于易；交易；疆埸；有易《易》之大壮卦六五爻曰：“丧羊于易，无悔。
”此句解读异议颇多，各个注家的解读差异较大，笔者尝试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为此句可能的正确解读提供一些参考。
一、“易”解作“交易”“平易”等说对“丧羊于易”解读的关键在于对其中的“易”字的解读，郑玄注曰：“易谓佼易也。
”①《说文》：“佼，交也。
”故佼易即交易之义。
因郑玄注只解了其中的“易”字，对“丧羊于易”并无整体解读，笔者推测郑玄之意或为：前四爻为阳，至五爻为阴，羊为阳刚之物，至五爻因阴阳交易而丧失其阳刚之性。
郑玄的“交易”之说为象数易学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之，《周易集解》曰：虞翻曰：四动成泰。
坤为丧也。
乾为易。
四上之五，兑还属乾。
故“丧羊于易”动各得正，而处中和，故“无悔”矣。
②李道平疏曰：四失位，动成泰体坤，月灭坤乙为丧。
“乾以易知”，故“乾为易”。
《郑注》“易，佼易也”。
四上之五体坎，坎五，乾也，故“兑还属乾，丧羊于易”也。
四五易位，动而各得其正，五处上中，下应二和，故无悔也。
③虞翻认为，若四爻变，大壮卦变为泰卦，而上卦坤为丧也。
下卦乾为易。
若九四爻上行与六五互换，则上卦成坎。
如此，则四爻为阴，五爻为阳，动而各得其正，五爻处中正之位，与二爻和应，故可无悔也。
即“丧羊于易”者，是四爻丧其羊（阳），与五爻易位也。
可见，在象数解易体例中，虽然对“丧羊于易”进行了精细的象数化解读，但是，其中的“易”字，也解为“交易”之义。
郑玄之后，王弼的《周易注》尤为重要，其注曰：居于大壮，以阳处阳，犹不免咎，而况以阴处阳，以柔乘刚者乎？羊，壮也。
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
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发表时间：2008-10-12T20:48:49.750Z 来源：《阳明学刊》第三辑作者：姜海军[导读]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主要代表，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易理更加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
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义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
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最终的归宿则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
在注解易学的方法上，程颐还汲取了汉、晋唐时期诸家易学的解易原则和方法，以义理解易又不废象数，使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哲理化——即因象明理，以理解易，既注重经书之间的“互训”，也重视以史解易之法，将理论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结合，从而奠定了程颐易学在经学史、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对于《周易》一书的认识和看法，历来都有不同，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导致了不同的解易原则及方法的产生。
程颐在总结和汲取前人易学成就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周易》的看法，此亦直接决定了程颐的解易原则及方法。
一、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历史上，对于《易经》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将之看成是占筮之书，一种是将之看成是讲天道人事之书。
关于《易》本卜筮之书，今天看来自然没有异议。
[①]但是历史上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周易》视为讲天道人事之书，《易传》就如此认为，如《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易传》的作者视《周易》为圣人的载道之书，并将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六十四卦赋予了普遍的哲理和人文化的意义，又将儒家学说贯注其间。
这为后来的易学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和解读的方向，后来的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分野正是因《易传》而发。
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
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通行本《周易》古经分为上下两篇，其中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程颐对今本《周易》古经分篇的义理阐释，欢迎大家分享。
对于其何以如此分篇，《易传·序卦》、《易纬·乾凿度》等，都曾或直接、或间接地作过解答。
生当北宋的著名易学家程颐，在承继、整合前人相关识见的基础上，作《上下篇义》，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上下篇义》吸收了前人关于《周易》古经分篇的思想。
众所周知，《周易》古经成书后，《易传》最早对古经作了系统诠释，其中《序卦》中有两段文字隐含了古经分篇的思想。
其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
”其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古圣先贤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然后用八个符号表征或符示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的各种物象，此即八卦。
八卦所代表的八种物象并不同等重要，又可归纳为两个最基本的物象，即天地。
代表天的卦皆由阳爻组成，代表地的卦皆由阴爻组成，天地间其它物象则由阴爻阳爻交互配合的卦来表征或符示。
代表天的卦名乾，代表地的卦名坤，“乾，天也，故称乎父。
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传》)。
由是，父天、母地生育万物，更包括禀天地之灵气、五行之秀气的人。
《序卦》在此两段文字中即揭示出今本《周易》古经体现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且上篇讲“天地之道”，或曰“天道”，而下篇是讲“人道”。
《序卦》之后，针对今本《周易》古经的分篇，《易纬·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
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
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
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
《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为上篇始者，尊之也。
试论程颐的《易》学成就
、
二、 程 氏的《 易》 学研究方法既承袭前贤 ， 又多 有 创新 。王弼 在其 《 周 易略 例 》 中曾提 出 了取 义说 、 辨位说 、 卦主说 、 适时说 、 通变说等解《 易》 方法 。程 颐《 易传 》 在继承王弼方法的同时 ， 又多所发 明。主 要 表现 在 ： （ 一） 以理解 《 易》 、 识 体读 《 易》 、 知 时言 《 易》 、 引 史人《 易》 ， 是程 颐《 易》 学 的四项方法 和原则 。而 在这 四项治《 易》 方法 中， 以理解《 易》 居 于核心地 位【 ５ ］ 。程颐在承接王弼 以义理解《 易》 的基础上 ， 批 评汉 《 易》 之象数学网 ， 而以“ 天理 解之 ， 视《 易》 经 视为“ 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 ” 的经典之作 ， 并提出随时 取义 、 中则 正 、 乾坤 卦 变 、 卦才 等 论 说 ， 丰 富 了义理 派解 《 易》 的方法 ， 更 加灵 活 地解 释 了卦 爻象 和 卦爻 辞， 使取义得 以充分发挥 ， 创造性地确立了宋《 易》 之义理学派及其《 易》 学理论 ， 奠定了宋明理学的理 论基 础 。 （ 二） 程 氏在其《 易传》 中发扬 了王弼注重 以人 事来解《 易》 的传 统 ， 常常 引用 历史 人 物事 迹来 说 明 卦爻 辞 的含义 ， 把 历史人 物 的活动 和历 史 事迹 当作 是 吉 凶消 长之 理 的体现 ， 这 一点 对 后世 治 《 易》 者产 生 了 深远影 响 。 如南 宋 杨万 里 的《 诚 斋易 传》 对 此作 了进 一 步 的发 扬 ， 其 解 释卦 爻辞 ， 常引 用程 氏之说 。 《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评论《 诚斋易传》 云： “ 是书大 旨本 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 ， 初名《 易外传 》 ， 后乃
渠乃 归 陕西 。［ １ 】 ４ ３ ７ ）
“三阳皆失位”何以解“未济男之穷也”——从《周易程氏传》引文看理学诠释特色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t of Chengdu University! Socit Sciences ）2020年10月总第191期第5期sec No. 191, No. 5Oca 2020%巴蜀文史％“三阳皆失位%何以解“未济男之穷也%——从《周易程氏传》引文看理学诠释特色冯小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摘要:程颐在对《未济》卦注释中突破其一贯不引别家的体例，记录了来自成都隐者的“三阳皆失位” 一语。
这个特殊的引用现象从来源和内容上遭到了以朱子、俞樋为代表的历代学者的质疑与批评。
“三阳皆失位”自身并无特殊之处，但是综合考察其诠释的特殊语境，可以认为程颐试图通过该解释对自身易学诠释特征做出一 定指引，即抽离于《杂卦》性别特征鲜明的文本，从更加整体、更加根本的角度对天地运行规律进行表达。
这种诠释中对于具体概念的发散性解释普遍存在于理学的各种注释中，也构成了宋学与汉学的重要区别。
关键词：未济;程颐；杂卦；男之穷；理学中图分类号：B244. 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342（2020）05 -56 -07《周易程氏传》在对《未济》卦《彖》传的解释中留下了以下记录：虽阴阳不当位，然刚柔皆相应。
当未济而有与， 若能重慎，则有可济之理。
二以沦济，故濡尾也。
卦 之诸爻，皆不得位，故为《未济》。
《杂卦》云："未济 男之穷也。
”谓三阳皆失位也。
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
”8伊川认为《杂卦》中出现的“未济男之穷也”一句应当被理解为“三阳皆失位”，且这样一种解释并非其独创，而是伊川从“成都隐者”处听闻的。
该解释从义理上看并无特殊之处,《未济》卦六爻阴阳皆不当位，则三阳爻失位;另外，男女中男为阳,女为阴，用阳指代男亦为常态。
故而可以将《杂卦》中“未济男之穷也”中的“男”理解为阳爻，“穷”理解为全体失位的情况，即“三阳皆失位也”。
然而考虑到《周易程氏传》的一贯写作特点，上述记录特别是“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一句却非常独特。
生生之谓易：《周易》中隐藏的三重奥义！
⽣⽣之谓易：《周易》中隐藏的三重奥义！⿊格尔曾经说过：“《易经》代表了中国⼈的智慧，就⼈类⼼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之所以为⼈的道理，这是⼀种崇⾼的事业。
”作为形成于三千年前上古时期的⼘筮之书，“⼀些神秘的砖块⼋卦所砌成的殿堂”，《周易》留给后世⼈诸多疑问，那么，在其中究竟隐藏着哪些奥义？⽣命之学“⽣⽣之谓易”，这是《周易·系辞》中的⼀个核⼼概念。
“⽣⽣”也者，乃⽣命繁衍，孳育不绝之谓也。
学者认为，“⽣⽣”⼆字，前⾯的“⽣”表⽰⼤化流⾏中的⽣命本体，后⾯的“⽣”为⽣命本体的本能、功⽤与趋向。
功能与趋向不能脱离⽣命本体，⽽本体若是剔除功能与趋向，亦⽆⽣命可⾔，⼆者相辅相成，深刻地揭⽰了⽣命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易》乃⽣命之学。
也许有⼈会问：按其古代形态来说，《周易》原是⼘筮之书，不要说形成于三千年前上古时期的卦象、卦辞、⽘辞——以“⼀些神秘的砖块⼋卦所砌成的殿堂”（郭沫若语），幽⽞诡奥，令⼈难以索解；即便是由孔⼦及其后学拟就的辅翼之作《易传》，也充满了形上思维、哲学抽象，哪⾥会有鲜活的⽣命出现？《周易》源于⾃然。
⼤⾃然的运转变化，是卦⽘演化的蓝本和赖以形成的基因；⽽卦⽘与象辞则是混沌初开之时远古先民对于⾃然、社会早期认识的记录。
徜徉于《周易》所铺陈的天地间，眼前会展现出“万类霜天竞⾃由”的动⼈景象。
⽣存之学其实，《周易》也可以说是⽣存之学。
⽣命的实现，有赖于⽣存；⽽⽣存的本质，或⽈根本属性，是达致天道与⼈道、天⽂与⼈⽂的天⼈合德、和谐统⼀。
作为最古⽼的阐发⼈与⾃然、社会关系的《周易》⼀书，充分显现出视整个宇宙为⼀⼤的⽣命系统，视⼈与⾃然为⼀整体的⽣态伦理思想，⽽其最⾼境界，就是天⼈合德。
这⼀⽣态伦理思想，不仅正确地表达了⼈与⾃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对世界的重⼤贡献。
《周易》中把整个宇宙分为天、地、⼈三个同元同构、相互感应的组成部分，“天⽣之，地养之，⼈成之”（董仲舒语）——天、地、⼈“三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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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发表时间：2008-10-12T20:48:49.750Z 来源：《阳明学刊》第三辑作者：姜海军[导读]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主要代表，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易理更加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
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义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
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最终的归宿则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
在注解易学的方法上，程颐还汲取了汉、晋唐时期诸家易学的解易原则和方法，以义理解易又不废象数，使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哲理化——即因象明理，以理解易，既注重经书之间的“互训”，也重视以史解易之法，将理论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结合，从而奠定了程颐易学在经学史、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对于《周易》一书的认识和看法，历来都有不同，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同，所以导致了不同的解易原则及方法的产生。
程颐在总结和汲取前人易学成就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周易》的看法，此亦直接决定了程颐的解易原则及方法。
一、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历史上，对于《易经》性质的认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将之看成是占筮之书，一种是将之看成是讲天道人事之书。
关于《易》本卜筮之书，今天看来自然没有异议。
[①]但是历史上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周易》视为讲天道人事之书，《易传》就如此认为，如《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易传》的作者视《周易》为圣人的载道之书，并将具有卜筮性质的《周易》六十四卦赋予了普遍的哲理和人文化的意义，又将儒家学说贯注其间。
这为后来的易学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和解读的方向，后来的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分野正是因《易传》而发。
程颐作为义理易学派的重要代表，也受到了《易传》的影响，他亦将《周易》视为讲求天道人事之书：《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
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
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凶。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②]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③]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
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
[④]尽天理，斯谓之《易》。
[⑤]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
易之义，天地之道也。
“古能弥纶天地之道。
”[⑥]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⑦]不过，程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重估和定位，虽是借助《易传》尤其是《彖》传来“推天道以明人事”，正如何乔新所言：“程子之《易》，发挥孔子之《十翼》者也。
”[⑧]但是他在佛、老之学的启发下，借助《周易》将儒家的学说推向宇宙本体的高度，以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在旨趣上，与他所服膺的王弼以老庄解易之学大为不同。
如皮锡瑞《经学通论》所云：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醇正。
，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
[⑨]在价值取向方面与王弼以老庄解易立场的不同，是义理易学派在易理思想层面所进入的一个新阶段。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说义理派易学的演变时所指出的：“王弼尽黜象数，说 [⑩]程颐将理或天理视为《周易》最高的范畴，如他在《易说·系辞》中曾说：圣人作《易》，以准则天地之道。
《易》之义，天地之道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弥，遍也。
纶，理也。
《易》之义，与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违，相似，谓同也。
“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义之所宝，知也。
其义周尽万物之理，其道足以济天下，故无过差。
《易》道广大，推远则无穷，近言则安静而正。
天地之间，万物之理，无有不同。
《易》之道，其至矣乎！圣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业也。
知则崇高，礼则卑下。
高卑顺理，合天地之道也。
高卑之位设，则《易》在其中矣。
斯理也，成之在人则为性。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义之门”也。
[11]理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价值的本体，他认为圣人作《易》展现的正是天人之理、之道。
他作《易传》的目的也是为了承传自秦以后湮晦不明的道而已：去古虽远，遗经尚存。
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
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言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12]程颐直接孔子，汲取孔子易学之精神，“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学研究与现实的功用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天理解易，将易理更加的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
解易目的在于理想社会秩序、价值信仰的重建，如李瓒亦云：“伊川之《易》，有用之学也。
自是程氏之《易》与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经而已。
”[13]在程颐看来，圣人将《周易》作为载道之器，主要是通过卦爻所代表的物象变易，来展示天人之间的规律与法则：《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
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14]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时也。
分三而又两之，足以包括众理，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15]人能识时知变，则可以言《易》矣。
[16]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时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
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
以一时而索卦则据于无变，非易也。
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
[17]程颐视“变易”为《周易》的精髓和基本特征，程颐认为易变的内涵是“顺性命之理”，“尽事物之情”。
易变的目的在于“从道”，“示开物成务之道”，即言卦爻象的变化，因时不同，其义理各异，但是都是为了展示符合天地万事万物存在及其变化的根据、规律或规则，即天理、天道。
这种认识也是他“理一分殊”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他在解释《周易》时云：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
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
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
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
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常也。
[18]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
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
[19][20]得天，顺天理也。
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
圣人以长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
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长久之理。
[21]易变的只是物象，只是具体的事理，不变的是天地之道、圣人之道、封建的纲常伦理。
“随时变易”的最终目的希望“天地所生之物”能够顺应天人之理、之道，重建一个有序而又和谐的理想社会。
程颐为对抗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借助《周易》的义理，将儒学高度哲理化，重建儒家学说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实践论。
探究天理、穷理以尽性以至于命是程颐治易的基本原则，而他治易的最终的归宿却是致力于现实社会治理以及人生的道德境界的提升。
后来的洛学派学者们正是以《程氏易传》的义理为圭臬，用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构建其体系，推重天理而贬斥“人欲”，提倡主静立人极，居敬以事天，主张通过加强人的心性修养，灭除私欲以恢复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二、《程氏易传》的解易方法《周易》是圣人之道的载体，是天地之理的渊薮，借助《周易》来穷究天理、以求应用于现实，是程颐治易的最主要的目的。
这些认识和目的直接决定了程颐治易的价值取向与学术路径。
为此，程颐积极寻求《周易》中所蕴涵的圣人之道、之理，以求致用。
如何借助《周易》获得对天理、天道的认知和体悟？他认为主要途径便是卦辞和象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
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
[22]程颐认为只有“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自得于辞才可以达意、得理。
因为《周易》是辞和象的完美组合，辞是天理、天道的载体，而象则是天理、天道的功用，体即是用，用即是体。
故他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这种认识将《周易》所展现的两种语言，即解释卦爻象、爻位、筮法的占筮语言和揭示宇宙和世界的变易法则和规律的哲学语言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突出了象数与卦爻辞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这与以往象数学派专言《周易》中的象数不同，亦与义理学派专言《周易》中的义理不同，另外他还将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贯注其间，这样《程氏易传》变成为一部将象数与义理、易理与儒家政治伦常紧密结合的典范之作，正如宋代易学大家朱熹所评价的：《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
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易。
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
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象[23]清代易学大家李光地亦评价云：汉晋间说《易》者，大抵皆淫于象数之末流而离其宗，故隋唐后惟王弼孤行，为其能破互卦、纳甲、飞伏之陋，而专于理以谈经也。
然王弼所得者，乃老庄之理，不尽合于圣人之道。
故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
（自《程传》出而弼说又废。
）今案，溺于象数而枝离无根者，固可弃矣，然《易》之为书，实根于象数而作，非他书专言义理者比也。
但自焦赣、京房以来，穿凿太甚，故守理之儒者遂鄙象数为不足言。
至康节、邵子其学有传，所发明图卦蓍策，皆易学之本根，岂可例以象数目之哉？故朱子表章推重与程子并称，《本义》之作，实参程邵两家以成书也。
后之学者，言义理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
……朱子之学出自程子，然文义异同者甚多。
诸经皆然，不独《易》也。
况《易》则程子以为圣人说理之书，而朱子以为圣人卜筮之教，其指趣已自不同矣。
然程子所说，皆修齐平治之道，平易精实，有补学者。
朱子亦谓所作《本义》简略，以义理《程传》既备故也。
[24]朱熹和李光地两人都对历代易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先儒解易不是专于义理，就是泥于象数。
谈义理者鄙象数，又“不尽合于圣人之道”；谈象数者“穿凿太甚”，又不能“弘通简易之法”。
真正能够将义理与象数、易理与儒学完美结合的，“因时立教，以承三圣”者，惟《程氏易传》而已。
所以程颐易学扬弃历代以来的易学成就，兼顾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两大派的解易精髓，为认识和解读《周易》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
在具体的解易方法上，程颐在汲取王弼、胡瑗等义理易学派和象数易学派解易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