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是我们中青年中医传人的责任樊蓥

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是我们中青年中医传人的责任
樊蓥（美国华盛顿美京中医院）
在我们的老师周仲瑛教授八十岁华诞的时候（也是我本人博士毕业十周年），母校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和相关学术交流，我本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到场，十分抱歉。

周老师给我们学生（或者说弟子）的最大财富是什么？个人认为学术固然是重要方面，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他不懈奋斗的精神。

过去梨园弟子有师承“形似”和“神似”之说，“神似”无疑是比“形似”更为重要。

个人认为，中医学在当前和今后的日子里形势相当严峻，从老一辈手中接过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的旗帜，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是我们中青年中医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在庆祝老师八十寿辰的时候，本应该谈谈轻松的话题，但我个人认为作为周老的学生和弟子，需要更加努力啊！
从鸦片战争以来，继承和发展发祥于中华民族的中医药便成了中医人的集体焦虑，一代接着一代，不但没有减轻，似乎日益加重。

怎样才能使中医药得到更好的传承，是值得思考的。

1、不敢一日忘怀恩师周仲瑛教授的言传身教
1.1.中医临床第一
我是在70年代就知道周仲瑛先生的，当时他是江苏省中医院暨南京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内科主任医师和行政副院长（如果记忆有误，请原谅）。

我当时是身患慢性肾炎痼疾在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肾科中医师邹云翔处就诊，在候诊间隙，得知周仲瑛先生每周都坚持在肝病和疑难症专家门诊出诊。

看到他行政事务如此繁忙，仍然坚持中医的临床医疗不禁肃然起敬，当然当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孩童，无缘同他相识。

后来又得知他当时主持学院的中医内科学的教学，在编撰《中医内科学》教材方面更是一丝不苟，别具特色（在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不知大家有否体会，这是一本充满心血之作啊）；他在医院主持中医院医疗工作的时候，更是带领全院坚持中医药应用率，能中不西，先中后西，这在中医特色日渐式微的潮流中无疑是中流砥柱。

在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周仲瑛先生任南京中医学院院长，使我有机会近一点距离观察他--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他总是坚持中医临床，以至不离第一线；在我毕业，又在基层工作近十年再回到母校，在周老师身边读中医内科博士的时候，使我几乎零距离地和他相处，我能感受到的是周老师对于中医临床的无比重视，周老师有大量的科研、教学工作，自己每周有至少四天在临床！他把其他工作安排占据了他大部分业余时间。

要知道当时他已经七十岁，工作的负荷要高于我们三十多岁的青年。

他要求我们不管其他学业、工作再忙，也一定要有两个半天跟师临诊。

为了提高我们的临床水平，他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完整的随师抄方病案记录，每个月要交一篇完整的病案论文。

他要求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中医临床本领要过硬，看病不行，谈不上中医传承。

我至今把临床当作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也许正是得到周师正传吧。

1.2.科研并重
“中医药科研”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医学提出的新要求。

其实质是一则为中医药的安全和有效性提供明确的证据，揭示中医药的愈病机理（以个人理解，这实际上是中医学对西医学的医生、学者，以及当今普通大众进行的生硬翻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也就是应用“少林拳”的理论和方法来解析“太极拳”的机理），二则为治疗某些急证、疑难病多提供一种有别于西医学的选择。

这对于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诚然，某些所谓的科研，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反映中医学的实际，也就是在有“中医学”到“西医学”的翻译（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不到家的（这也可能是中医学者对于有些“中西医结合”反感的原因之一），但由于中医学的当代尴尬处境--中医已经基本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当今大众基本上是学西方数理化成长起来的，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不得不自觉和不自觉地提供这种翻译。

所以尽可能正确和完整地翻译中医学，积极寻求机遇并与高水平的西医同道合作成了迫切需要。

在大多数中医医师、学者视科研为畏途的时候，周仲瑛教授身先士卒，带头搞科研，并数十年如一日，不仅自己搞，还带动身边老师、学者、学生一道搞；不仅在本院搞，还联络许多医院和研究机构一道搞。

当然，这一切是在干好医疗、教学、行政的同时进行的，这要花费多少额外的工作量啊！
在进行流行性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科研工作中，周老师带队深入高淳疫区，亲自指导临床工作，在西医药基础治疗的同时应用中药救治病员，使得该病的病死率大幅度下降。

为患者谋得福利，同时也为中医药学增添了荣誉。

为保证科研质量，周仲瑛教授所选择的科研合作伙伴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周老所做只有三件事：第一是临床，第二是科研，第三是传帮带、培养中医事业接班人。

1.3.身处逆境，不忘振兴中医
身处逆境，是指我们当今所处的大环境对于中医不利，这与中国当今在世界上的处境有关。

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下（迫于西方压力、并且很多人自身头脑里是安装的是西方的“操作系统”），中国在疾速“西化”，应用某些西方的教条来“规范”、“衡量”中医学成了时髦。

中医正处在存亡的一个重要时刻。

虽然国家已经在宪法里保证了中医发展的条件，并且花大力气在各地建立了众多的中医院，建立了中医的培养基地。

但是，在思想西化、使中医弟子可能成为中医掘墓人的同时，更大的危机是所谓的市场竞争机制，扼杀中医的存在—中医的医疗技术，长期被低估，临床的价格远远低于西医；西医依赖新的理论、新的技术，可以申报极高的价格，而中医的价格维持在多年前的价目或者较低水平；大量的“洋药”、合资药、各种药厂新药，大量以回扣促销，医生开西药、中成药可以得到的“报酬/奖励”居然比工资高出几倍。

这完全可能把中医辨证施治开中药饮片挤垮。

周老和许多前辈一样，为中医药的生存不懈努力，到处呼吁。

中医药有今天，南京中医药大学有今天，离不开周老和众多前辈的努力和辛勤的汗水。

2、中医传人当自强
我们这代中医，已经处于承前启后的当口。

我个人以为，如果要当好接班人，应该注意几点：
2.1 中医人要自强
要有牺牲精神，甘于奉献。

宁愿少拿几个钱，不要尽开西药、成药，老老实实为病人做点实事，拿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看家本领—中医学解决病人的病痛。

在浮躁的氛围里想办法沉下心来好好做点中医学问。

好好地接过医教研工作。

2.2 中医要翻译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群众基础，当今西化的群众已经不能理解中医。

中医存在有一个与群众脱离的现实问题。

应该大力开展中医药普及工作，国内虽然有中医进行过尝试，但总体效果不太理想。

普及原汁原味的中医学对于日渐西化的群体可能日益困难；原汁原味的中医也许只能留给中医传人了。

对于大众，特别是高层决策者、“高级”学者（比如某些“院士”）、西医同道，怎样使他们正确了解、理解中医，用他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语言来阐述中医，无疑是最重要的课题。

这必须依赖翻译工作。

重要的是利用系统的科研，并且融会贯通，汇通中西医、加以通俗表达。

今天的中医界呼唤像张景岳那样的才子。

南京中医药大学以往开创当代中医教科书、《中华本草》编撰先河，可否在这个方面开一代新风？
2.3 中医人要开拓
中医的生存有赖于改善大环境，要发挥医疗、教学、科研之外的能力。

要政策、搞建言，给政府出谋划策，万分重要。

有争取才能有发展，不能固步自封。

过去我们有些人对所谓“政治名医”非常感冒，其实这些政治名医对于中医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也要有经济头脑，天津的石学敏教授、石家庄的吴以岭医师就是榜样。

有专长就要开拓，把它发扬光大。

可以开医院，建专科，搞药厂。

我们也要走出去，到西医发达的国家去，传播中医药。

到那里去做中医事业可能比国内有些地方更容易。

国外的中医事业发展了，对于国内的中医事业也有促进作用。

日本曾经取缔了中医（汉方医），美国兴起中医热（实际上是针灸热）后，日本也把中医“‘解冻”了，就是证明。

发表外文的中医论文或书籍也是对中医事业的贡献。

（本文仅属交流文稿，不对之处，请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