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政治

气候变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同时降低它们的碳排放，该有多少问题等待去应付。

著名的“石油诅咒”并不仅仅会加到国家头上，而且会加到整个世界体系头上，因为稳住石油流的需要在当代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工业化国家能够打破它们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整体依赖，受益者不仅会包括它们，反过来也会包括石油生产国。

它将会带来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关系再调整。

我们没必要设想这样一种未来，即发达国家将会在它们的能源供应方面变得独立自主，这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相互依赖——例如以大范围的、靠可再生技术发动起来的智能电网的形式——将仍然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事实，并在资源共享方面拥有一种明显正面的影响。

但是，借助于重要能源自给自足的能力来保护发达国家免受系统崩溃的影响，未来比现在将更有可能做到。

美国和中国在小布什政府毒害至深的时代以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生活习惯所带来的经济危机而告终之后，许多人以为美国必定会在世界上采取一种比以往更为谦卑的姿态。

“单极化的时机”似乎转瞬即逝。

美国从人们常说的全球帝国中心沦落成了世界贱民。

世界大家庭的其他成员已经习惯于将美国看作气候变化的落伍者，以至于假如或者当美国变成一位环境领导者的时候，它们一时间会适应不过来。

然而，随着奥巴马（Obama）总统的当选，美国又一次表现出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政治层面上是必须的，但也许在经济层面上更加重要。

美国是刚刚过去的、通过互联网表现出来的技术创新浪潮的推手，而在可再生技术的创新方面同样会如此。

全世界都需要开明的美国领导层——只要它是以重申在20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影响巨大的威尔逊传统为基础。

我们能够预见到美欧之间的关系修复，尽管不是那种标志着“西方”概念被重新启用的关系。

对抗气候变化能够成为推动这种关系修复的工具。

欧盟委员会喜欢的那种官方的、官僚的方法很可能不会被美国领导层搬去使用。

我之前引用过的调查结果（见第五章）显示，劝服美国公众相信气候变化的危险比劝服其他国家公众要难得多，同时，美国公众对处理气候变化问题抱着更乐观的态度。

美国人经常被错当成具有天真的独创性和乐观主义，在当前也许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大有帮助。

改革清洁发展机制（参看本书第八章）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敛合度。

这两个过程并不十分相同，因为技术转让并不一定能够会提高受让国的竞争力。

我们应该放弃简单的技术转让，而致力于打造这样一种情景，即这类转让有旨在应用和推广技术的投资相伴随——通过提供技术培训或者提高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资助研发能力。

放松正常的专利保护对于这一过程来说将是极端重要的。

只要有可能，就不应仅仅致力于引进高技术机器或产品，而应该致力于打造高技术知识和低碳知识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说，形成地方的知识。

在第七章，我给出了一些适应领域的事例，但这些事例同样可用于说明减缓政策。

只要涉及这些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采用一种与清洁发展机制不同的路径就有意义了。

我们应该寻找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协调的同时具有削减排放效应的政策。

重要的例子之一，是向中国提供最新发明的天然气技术，以帮助该国降低本地污染、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造成的——就减缓而论，许多国家加起来的行动都比不过大的排放国的一国所为。

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真正有能力开拓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创新——统治知识转移和这些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投资的法则比普通的一致性更显重要。

为了利用好这一规律，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于在京都和巴厘岛表现出来的视角。

以个别国家、国家集团和地区之间的协议或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路径，显得更有意义——且能够最终增强更普遍的措施。

京都协议已经认识到国家之间的许多差别，并为它们设定了不同的条款。

正如一位著作家评论到的，“《京都议定书》不太像一个全球协议，倒像一系列不同的地区路径，这点已经越来越清楚”。

世界贸易组织的经历是另一个同样的例子。

目前已证实，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根本就不可能，但通过地区和双边的协议，贸易谈判终于有了进展。

超过200个此类协议已生效。

研究表明，这类协议能够对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系的总目标形成支持，而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志在破坏它们。

地区协议让各国可以做到在全球层面上做不到的事情，但这些契约也因此为世界贸易组织层面上取得的进展铺好了道路。

八国集团（G8）——七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工业化国家加上一个俄罗斯——太像一个清谈场所了，以至于难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2008年7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八国集团国家曾寻求在气候变化目标上达成共识。

各国领导人宣布了一项到2050年全球削减温室气体排放50%的计划。

美国第一次做出了追求这一目标的公开承诺。

会议联合公报说有“深度削减的必要”，但没有提出任何实行措施。

受邀在八国集团峰会上发表看法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则认为，这些建议太模糊，于事无补。

一个由八国集团和八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组成的小组自2007年初以来召开了数次会议，讨论如何找到一条取代《京都议定书》的途径，但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中国则表示不会接受任何类型的强制性减排要求，因为中国的人均排放相对较低，因为“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应该火速建立一个代表主要污染者的机构。

如果我们将欧洲当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包括进来，那么，70%的累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就是由六个国家所造成。

它们相互之间应该定期会晤。

20个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要为工业时代开始以来的88%的总排放负上责任，它们也应该聚集在一起。

各国可以提议它们应该如何为控制排放的集体努力作出贡献，这一过程至少可以在各成员国涉足的其他国际努力尚未涵盖到的领域里展开。

评价和审查机制必须建立起来，也许还可以用上轮值领到的办法。

这个机构应审查各国政府提出的政策组合，以便确认它们反映的与各国在世界排放上的责任相匹配的义务。

此外，它应该评估整个进程，既包括评估各国的执行情况和机构取得的总成果，也包括监督集体涉足发展中世界的情况。

工业化国际首先要承担起让经济敛合受到重视的责任。

夸大经济敛合的重要性并不容易。

如果能够表明那些遵循了渐进程序的国家、地区和地方通过这样做赢得了经济优势，就有可能为世界政治提供一个关键的杠杆。

这样一个渐进程序既可以是技术的，也可以是社会的。

可把它用在工业化国家当中，只要它们拥有了富有成效的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但是，打破眼前存在的僵局也将有帮助，因为发展中国家下视发展和气候变化的政策为非此即彼之物。

表明从能源效率中获得收益的经济意义也是很关键的，不管这些收益是源于技术还是其他手段。

这类收益构成了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键的、积极的联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它们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如果能源效率带来了竞争优势，就会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反应产生积极影响。

任何有助于扩大减排和竞争力提高相敛合后的利益空间的事物，都是有价值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企业行为。

企业在环境问题上正在变得更加自觉，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能够明白这些问题有多重要。

要想证明进步的坏境政策能够产生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就得依赖于这些企业，因为它们取得的成绩将影响到任何一个地方的企业活动。

同一个定理也适用于国家机构，倘若绩效的改进是源于环境政策的话。

竞争优势的社会基础和它的经济或技术基础是同等重要的，尤其是当它涉及政治敛合领域的时候。

开创性的社会政策（例如在卫生领域）不可少。

脆弱性评估在激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方面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脆弱性不仅包括在气候变化本身面前的脆弱性，也包括在气候变化所加剧的其他威胁面前的脆弱性。

任何地方只要出现了利益趋向的明显通道，它们就应该成为合作的焦点目标。

美国和中国确实有必要走到一起，因为只要涉及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它们就把世界的未来握在了手中。

它们可以是对手，可以加剧局势的紧张，如果资源之战主导了世界政治，而气候变化同时又开始提速。

然而，理解这样一种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并不需要太强的未卜先知的能力。

从一种一开始就排斥的立场出发，中国领导人已经完全明白这一事实，即他们的国家不能走西方发展时走过的老路。

也就是说，它不能继续向空中肆无忌惮地排放并寄希望于以后再去修复损害。

尽管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强制性目标，但它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规划》（Climate Change Plan）是一个全面的规划，并预示着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一个重大转变，其包含的类似于时间表的内容符合发达国家的期望。

例如，它制定了一个到2020年将可再生资源发电比例提高到16%的目标。

中国政府委托发布的一系列早期报告使得这一点已很清楚，即这个国家很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而这一事实如今已被官方全盘接受。

中国有千百万人的生计仰赖几条大河。

但这些河流所发源的冰川已缩小了20%——这一变化还威胁到了水电站，而中国对这些电站在发电方面寄予了厚望。

这个国家一部分地区很有可能遭遇极端天气，尽管它的气候天生就反复无常。

2007年末让这个国家大多数地方陷入瘫痪的百年一遇的严重雪灾，也许就是未来景象的预演。

也许有人会认为，美国和中国不可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深入合作，但先例已经存在。

冷战期间，两个主要的对手——美国和苏联——显然没有机会举行富有成效的谈判。

但是，正如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发现的，这类合作确实有过，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在两大主角之间的军控谈判刚刚开始时，相互之间的提防心理十分严重。

但有效的交流还是实现了，裁军方面的具体成果也达成了。

利伯曼指出，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和如今正在进行的能源资源争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迈克尔·克拉尔认为，出发点可以是建立一个年度的美中能源高层峰会，轮流由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主持。

它可以仿照冷战高潮阶段举行的同类会议。

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尽量降低猎取资源时的冲突，并提出共同的、着眼于未来的、以培育低碳技术为出发点的能源动议。

会议一开始可以就如何搭建完全周边的基本架构展开深入讨论，应由官员、科学家和企业界领袖共同组成联合委员会或工作小组。

事实上，两国之间创建一个能源对话机制的初步“谅解备忘录”已经于2004年签署。

2008年10月，三家中国企业，包括该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宣布加入非营利的、获得西方大型企业支持的“气候集团”（Climate Group）。

另两家中国企业是世界第三大太阳能组件制造商尚德公司、一家私有企业远大空调公司。

加入该组织的西方企业包括了英国石油公司、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耐克和乐购。

中国移动计划到2020年将其经营活动的能源强度降低40%。

其他中国企业也在打听如何加入该集团，后者的目标是涵盖100多家世界最大企业。

两国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并做好暂缓执行正常的专利权的特殊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