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语文教材文体划分

谈语文教材文体划分
我国语文教材目前采用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这样的文体划分方法，从现有的材料看，当始于上个世纪初，当时龙伯纯在《文字发凡》（1905）中引进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中论文体内容，将文章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类。

其后，陈望道、黎锦熙、叶圣陶、夏丏尊等语文学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采纳了这种划分。

1922年“壬戌新学制”颁布后，这一划分开始进入中小学教材，并一直沿用至今。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划分存在较大的问题。

首先，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划分和文学划分的关系不清楚，比如在语文教材的单元编排中，文学类的小说有时直接划入了记叙文，文学类的杂文更是一直来就作为议论文。

其次，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的关系也不清楚，常常是四者并列，出现逻辑划分的错误。

因此在放开教材编写权限的今天，出现了淡化、甚至取消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划分的意见，有些教材（比如上海H版语文教材）已经不再以此编排单元。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从积极的态度看，我们应该首先搞清这样划分的理由。

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能发现，现在这样的文体划分，并非五四前贤的本意。

事实是，本世纪初，中国的写作理论开始广泛借鉴西方的文体分类法，即先把所有的文章分为美术文与实用文两类。

美术文简称“美文”，相当于文学，又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实用文又称应用文，又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

对此，当时的语文前辈们都表述得很清楚。

比如：陈独秀早在“五四”时期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作后记中就提出：“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

”蔡元培在《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中也说：“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而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则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

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

”当时的教材也采纳了这种意见，比如1923年至1928年间的中学语文课程，初中有“应用文”“文艺文”“钟文尺牍”的对举；高中有“应用文”“美文”的对举。

这样的划分，在逻辑上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严谨的，属概念、种概念，上下位系统，都交代得很明白：
这样的划分，是和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相关的，就是注重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的培养。

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新青年》第四卷第1期，1918年1月版）中说：“学校的写作教学绝不是培养文学家，但学生却要学习工作生活用得着的文体，因此，应用文应当是作文教学的主要文体。

”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作文教学法》中说：“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

”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中说：“学生将来要研究学问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因此国文教学应以实用为主”。

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又在《关于作文教学》中说：“要求学生要学好（应用）作文，在中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至于作诗作小说，并不是人人所需要，学生有兴致去试作，当然绝对不宜禁止，但是这并非作文教学的目标。

”这些意见，绝非仅仅是五四时期的一时之论，而是语文前辈们深思熟虑终身坚持的观点。

比如到了1981年，在中国写作学会常务理事会上名誉会长叶圣陶针对长期来高校写作课“重文学，轻实用”的倾向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

”
五四前贤们的这些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试看当今世界，哪个国家不重视学生的应用写作。

很多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把大学毕业生和博士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作为必须考查的能力。

比如西德在1970年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文学课就不再占统治地位了，他们加强了科技说明文和生活应用文的教学，他们的写作教材练习项目，绝大多数是调查报告、事件报道、科技说明、会议记录、演讲提纲、新书介绍、商品广告等。

日本的写作教材，也有不少是训练学生写书信、日记，写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实验报告等。

新加坡教育部1976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多次审定《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

美国在二战前的教育就博采西欧各国所长，又根据本国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独立的创造。

他们把准备就业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强调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因此，美国的语文教学把报纸、杂志、各种单行本作为重要资料，甚至目录、图表、时间表、新闻栏目等都拿来作为教材。

虽说在50年代一度批评这种实用主义，但是目前美国全国各综合大学与理工医农院校，仍然是普遍重新开设应用写作课。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这种趋势势必继续发展，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说：“在农业时期，竞赛是人对抗自然。

工业社会使人同人工组合起来的自然相对抗。

在信息社会里，文明史上第一次竞赛是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相作用。

这就使人与人的交往成几何级数增加：打电话、写支票、便条、留言和信件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然继续处于诉讼密集的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因：交往的大量增加其中必然有些会出岔子，结果是更多诉讼案件。

没完没了的律师和诉讼。

”“在这个知识密集的社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具有基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
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人教版教材，应该说也是很重视应用文教学和写作训练的，初步统计，收入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应用文课文有：新闻，包括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葛洲坝安然无恙，长江洪峰抵沙市》、《〈中国大百科全书〉已出版31卷》、《刘胡兰慷慨就义》等；通讯《飞向太平洋——我国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目击记》、《鞠躬尽瘁》、《谁是最可爱的人》、《生命的支柱》、《金杯之光——中国女排夺魁的曲折道路》、《“面人郎”访问记》等；报告文学《故乡情》《二六七号牢房》、《地质之光》等。

传记类应用文有《鲁迅自传》，《祖冲之》、《哥白尼》、《潘虎》等。

议论类的应用文有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明类的应用文有《统筹方法》、《怎样写读书笔记》等。

此外，教材还设置了大量应用文专项练习，依次有日记、学习计划、会议记录、消息、电报稿、通知、启事、说明书、申请书、阅读提要、写作提纲、书信、感谢信、表扬信、祝贺信、倡议书、新闻短评、建议书、读书笔记、实验报告、致辞、广播稿、讲演稿、调查报告、演讲、总结、采访、辩论、口头报告、即席发言等。

进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则有：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包身工》、《娘子关前》、《汉堡港的变奏》，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依依惜别的深情》。

议论类的应用文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讲实事求是》、《〈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

说明类的应用文有《景泰蓝的制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次大型的泥石流》等。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高中教材中还直接出现了两个应用文单元，包括：《上海市中学生定向指导的状况与分析》（调查报告）、《刘庄大队党支部是怎样带领群众致富的》（总结）、《请示两则》、《计划两则》、《简报两则》、《合同两则》，并附以相关应用文基础知识。

尽管如此，由于在教材整体构架上并没有把应用文放在与文学相并列的地位，所谓记叙文单元、议论文单元、说明文单元的属性不明，往往还窜入文学类课文，教师在教学中也很少有把这些单元当作应用文来讲的，因此常使人觉得应用文内容偏少，至多不过是和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相并列的一种文体。

而作为中学写作教学导向的高考作文，虽然常标以记叙文、议论文，但实际都把考生引导到文学方向，假如哪个考生真要写成应用文，十有八九恐怕是要被判为离题的，反倒是那些写成诗歌、文言文这类并不切实用的文体的作文，能够受到评卷者的肯定、鼓励，甚至炒作。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五四前贤们的意见，确定应用文和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文体归属，编写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语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