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

论犯罪故意的要素杨松明摘要：犯罪故意属犯罪构成部分，是主观心态的一方面。

一般而言，各国刑法均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

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包含两个方面，一为认识因素，一为意志因素。

根据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不同组合，理论上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划分。

直接故意的组合形式包含可能性认识与希望态度、必然性认识与希望态度；间接故意的组合模式包含可能性认识与放任态度、必然性认识与放任态度。

学界关于故意的构成要素，存在着认识说、希望说与容认说的三种区分。

通过对犯罪故意构成要素的阐述，能够得出清晰界定犯罪主体主观心态的重要性的目的。

充分合理解释犯罪故意，有利于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有利于司法实务解决如何定罪的问题。

关键词：犯罪故意，构成要素，认识因素，意志因素1、引言人的行为被评价为危害行为，其现实依据便是造成了损害——有形损害和无形损害，也就是我们理论意义上所涉及的法益。

然而，并非所有的危害人行为都会受到惩罚，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危害行为要受到刑事责任的追究呢？那么让我们来看首要的根据就是实施这一危害行为时的主观罪过。

换句话来说，没有主观罪过的危害行为成立罪的问题是不合理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精神病患者在其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不论其行为造成多大客观危害，追究其刑事责任都是荒谬的。

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与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必须要达到国家的认可程度，才能认定其已经具备主观罪过的可能性。

故意是犯罪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追究主观故意的心态有助于避免客观归罪的可能性，实现归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局面。

如此来看，有必要对犯罪故意进行充分完整地阐释。

2、国内外相关研究2.1、国内对犯罪故意的相关研究及其概况现代刑法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在法定犯罪中，故意的类型居于主干的地位，具有典型或标志的意义。

研究犯罪故意这一问题的，并不是仅仅将犯罪故意拿出来进行单个学科的探讨，大多数学者都是将犯罪置于犯罪的阶层体系之中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从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来看，近些年研究犯罪故意问题等类型的有很多，但是基于对犯罪的内容或要素进行阐述解析的却不多。

2.1.1、国内学者对犯罪构成要素概念的界定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即犯罪故意的内容，包含认识与意志两个心理学上所讲因素。

认识因素所指为行为人明知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所指为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基于故意实施的危害行为是故意犯罪。

然而在犯罪论体系当中，犯罪故意远非如字面意义所理解的那般简单。

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三位阶体系，犯罪故意被包含于有责性之中。

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中，有三要件、二要件、一要件等不同的见解，而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框架立场的学者则表现为客观事实要件说。

针对三要件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何秉松、林山田、高仰止等，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主要包含“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犯罪客体”三个部分。

犯罪活动是整体性的过程，所涉及的不是部分犯罪构成事实。

何秉松认为应当认识除犯罪主观方面以外的一切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其方式、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实施行为时的特定时空条件等等。

持二要件说的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高铭暄、马克昌、姜伟等，其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包含“客观要件”、“犯罪客体”两项。

具体来说就是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对象、危害行为、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作为结果犯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持一要件说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作富、陈兴良等，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仅限“客观要件”一项，即应当包括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事实。

客观要件事实说主张，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事实有所认识，其认识内容具体包括作为构成要件或要素的行为、结果、因果关系、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状况等。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日本的大谷实、德国学者威塞尔斯等。

在故意中，对于犯罪认识的理解是有其丰富的意义的。

在犯罪论中谈论犯罪故意，犯罪故意在成立犯罪的体系中的地位一般定位于基本的构成要件（犯罪分故意与过失犯罪，但刑法最为基本的含义在于惩罚故意犯罪，而过失犯罪仅为法律规定才可罚）。

犯罪故意属主观罪过，其所反映的是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一种心理态度，即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

在客观上来看，实施犯罪行为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对外部世界的自我否定性的评价，但无论如何，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都是有意识、有意志的自觉活动，因此具有社会政治意义，必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故意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一枚棋子，还应该认识到故意所涉及的还应该包含客观实在的方方面面。

行为人可以基于认识错误而逃脱罪责，但是这一认识错误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就值得去好好考究。

故意的构成要素就包含认识与意志两方面的因素，而意志方面的无非希望与放任两项，那么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认识概念的界定对于罪成立与否的作用；第二、认识客观的事实情况对于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作用。

基于主观认识的罪过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是犯罪的内在动力而非仅仅是单纯的思想活动。

若仅仅是思想活动，刑法是不予以处罚的。

法律规范的是行为，若非行为法律不予以处罚。

主观罪过是一种心理态度，其是个人主观心理活，但其构成的基本要素仍然不能脱离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

不同学者对于故意的观点阐述虽然不同，但对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这一划分是不存在区别的。

我国刑法学者高铭暄、马克昌、张明楷、陈兴良、赵秉志、杨兴培、张小虎、邓维国等在其论著中均对此无所异议，惟其不同在于其所论述基于角度的不同。

高铭暄、马克昌认为，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个要素，一是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二是对危害社会的结果存有希望或放任的心态。

我国刑法学学者赵秉志教授也同样坚持此种观点。

张明楷认为，故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为认识因素，一为意志因素。

易言之，在没有认识的情况下，不管具有怎样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存在故意的认识因素；如果行为人还没有确定实现何种内容，就缺乏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

杨兴培认为，主观罪过虽然是一种应受到人们道德谴责与法律否定性评价的心理状态，但它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活动，同样是由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这两大基本要素构成的。

张小虎认为，故意的构成要素与具体类型，系属故意的基本知识点。

其中，构成要素指向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组合，具体的类型则有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等的划分。

邓维国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

故意要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认识要件，而是意志要件。

从诸多的学者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理解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故意的内容离不开认识与意志这两项基本的要素。

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阐述，其最终的归结点在于我国刑法14条的规定。

但对故意不同角度的诠释是对故意这一要件的不断完善。

高铭暄、马克昌借心理学对人类思维活动的理解，对犯罪故意进行合理的阐述为认识与意志因素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是将故意的内容阐释为因素的问题，其中也不乏刑法学大家）。

杨新培立于哲学的高度对犯罪故意进行理论阐释，并没有大谈特谈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该如何如何。

张小虎从不同的犯罪论体系对犯罪故意的阐释为双层多阶犯罪构成体系，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本体构成符合与阻却事由缺乏的两个阶层要件，而本体构成符合又具有由逐层递进的评价的两个阶位要件构成：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故意属于主观要件的一个要素。

邓维国将犯罪故意的内容理解为要件，而非要素的问题，其将犯罪故意界定为司法评价性标准。

2.1.2国内学者将犯罪故意犯罪论体系化的解析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对于犯罪论的观点是四要件构成符合便可追究刑事责任。

四要件符合理论一度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我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此比非要探讨四要件的魅力何在，而是需要讨论四要件中主观因素对于犯罪论的意义。

研究如何成立犯罪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大多是苏联的舶来品，严重受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符合理论。

在中国，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谈到犯罪故意，其最先贴上的标签是犯罪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通说理解的犯罪构成就包含主客观相统一的特征。

这种构成要件的表征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观罪过或说主观心态，而犯罪故意便是无从逃脱地被架构在这样的体系之下。

犯罪构成从一个最通俗的意义上来说，就是犯罪各种客观现实情况复杂性综合。

在一个犯罪现场，首先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就是危害结果，而从危害结果经过人类大脑的逻辑推理而由此得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主观罪过问题。

通说所理解的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包括了罪过、目的、动机这几种因素。

而罪过是的形式之一就是犯罪故意，是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

张明楷在其最新版《刑法学》这本书当中可见其将刑法总论关于犯罪成立理论安排体例中可以得知其采用的是“不法—罪责”的二阶层体系。

此役阶层体系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犯罪理论。

虽然张明楷在书中并没有使用“不法—罪责”这一相关概念，其将二阶层表述为“违法构成—责任”这一形态，但这是一一对应的。

在二阶层体系当中，犯罪故意被置于责任或罪责之下，这就是现今刑法理论界所倡导的主客观两年层面进行归罪，而不偏废一方。

当我们回顾最初犯罪构成的理论，便可以知晓二阶层体系的由来。

二阶层的时代被称为新古典犯罪理论，而其前身是三阶层所处的古典构成理论的时代。

三阶层体系理论开始于德国，在二十世纪初占据着不争的理论统治地位，亦被称为“贝林—李斯特体系”，其模式为“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

三阶层理论体系与二阶层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可知，二者的差异性在于行为的该当性是否有必要成为成立犯罪的构成要件。

然而，对于犯罪故意来说，这些似乎比不那么重要。

就所处的体系范围来看，犯罪故意在三阶层理论体系与二阶层理论体系当中区别不大，所代表的含义与意义也大致相同。

所以严格对比起来，四要件符合理论相当于三阶层理论体系，张明楷所提倡的二阶层理论体系便是“不法—罪责”这一体系的中国画表述了。

陈兴良教授在其《本体刑法学》与《规范刑法学》中提出了“罪体—罪责—（罪量）”的三阶层理论体系。

其认为，罪体是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之一，是定罪的客观依据，有载体之意是指犯罪的基本形式；有物体之意是指犯罪客观方面（行为、结果、因果关系、时间、地点等因素）。

而罪责是指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在具备罪体的情况下行为的可归责性（责任能力、责任形式、目的、动机等主观附随情状）。

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中，主观方面的因素显得格外的重要。

犯罪基于符合客观归罪条件时，是主观情况而定。

有罪过归责，无罪过不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