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交汇与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一)

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交汇与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一)汉族自形成之日起，便与周边的民族不断地发生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合。

汉族与周边民族大至形成了以南北冲突为主，东西交流为辅的基本格局。

所谓南北冲突，主要是指汉族与北方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满等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民族大融合；汉族与南方的楚、巴蜀、滇、越等地区的其它民族虽亦有不少的冲突，但不及北方之剧烈。

所谓东西交流，主要指汉族与西方的印度等国和诸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以玄奘西行取经、佛教东传为主线；东边则指与日本、朝鲜等国和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以鉴真东渡和日本谴唐使来华为主线。

汉族与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正是在一纵一横两条琴弦上奏出多元文化变奏曲，正是这一纵一横两条琴弦上多元文化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和交响乐中的旋律和乐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闪烁奇光异彩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形成，尤其是“体大虑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产生，往往令人赞叹不已。

但赞叹之余，人们常常会追问，为什么一个战乱频仍，腥风血雨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中国“美的成就最高”(宗白华语)的时期?甚至成为整个世界古代文论的一个成果卓著的时代?这个问题富于挑战性，学者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若干次大的民族融合过程。

其中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甚至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建立政权，316年灭西晋，国号赵，史称前赵；329年羯族政权灭前赵，建立后赵，曾领有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

357年氐族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中国北方；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439年统一北方，领有广阔的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至淮河，与南方汉族政权相对峙，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多年。

自西晋灭亡到隋统一这二百多年中，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

北方各民族与汉族的剧烈冲突，又引起了汉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

“在这期间，汉族的地主政权偏安到南方，把北中国的人民完全丢给敌人。

在外族统治，烧杀恐怖下的汉族人民，也纷纷向长江和珠江流域逃亡，如‘永嘉之乱’，‘胡人’杀‘晋人’不下数十万，‘中州士女’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号曰‘渡江’；……由于民族的移徙，东南的东瓯、杨瓯、百越，四川的〖CX2〗〖SX(B-*6〗〖HT7，4”〗宗〖〗目〖SX)〗〖HT4”SS〗〖CX〗族，西南的苗族等等，便与带着高度生产技术、高度文化去的汉人，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以后在争夺自然条件或生存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或步步后退，或渐次成为‘汉蛮杂居’的状态。

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

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

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常常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战乱频仍，生民涂炭的时代，却偏偏成为文化繁荣，文论昌盛之时?学者们就此曾做过多种探讨，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很可惜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即：这时期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包括南北东西交流)，这是促成这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

而中国文学理论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这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

吕振羽先生指出：“由于这时期民族大同化和各民族关系交错的结果，在汉族，从人种上的体质、面貌、生产技术、生活习惯，以至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都加入了其他民族一些成分，有着不少的改变；同时，其他各民族在人种和文化内容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汉民族的一些成分。

吕先生在这里所指出的汉民族在哲学、科学、文艺、宗教等方面他民族成分的加入，实质上就是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上则是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与影响。

如果说六朝是以民族冲突为主、融合为辅的话，那么隋唐，尤其是初盛唐时期则是以民族融合为主了。

被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汉”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典范：他的母亲独孤氏、妻子长孙氏都是鲜卑人。

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以下事实，便是唐代民族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唐代的不少名臣，皆非汉族。

李怀仙等是汉化的“胡人”，阿史那杜尔、哥舒翰、契芯何力、朴固怀忠等是突厥人，李光弼、王武俊是汉化的契丹人，李怀光、高崇文等是汉化的抹褐人，高仙芝、王毛仲等是汉化的高丽人，史宪诚、李宝臣等是汉化的奚人，姜公辅等是汉化的安南人。

不仅大臣如此，甚至唐大中二年进士李彦升也是阿拉伯人。

受唐朝赐姓李氏的有印度人、安南人、阿拉伯人、狄太人、高丽人、突厥人、契丹人、回纥人、党项人……等等。

这种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正如吕振羽先生所指出：“汉族同化了他民族的大量人口，吸收了他民族文化的许多新因素，丰富了人种和文化的内容，这不仅使唐朝文化表现了许多新型的东西，并替两宋的哲学(理学)、科学和文艺预备了一些条件。

另一方面，藏族、突厥族、高丽族、契丹族，以至南洋和葱岭四周各族，也都多少同化了一些汉人，受了汉族文化的不少影响。

所以民族同化和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不过在这过程中，凡经过侵略和被侵略关系进行的，便都有许多血腥凄惨的内容。

吕振羽先生在这里已经明确指出，魏晋南北朝与唐朝文化所表现出的许多新型的特征与民族融合、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这确实是灼见!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各民族剧烈冲突的刀光剑影给人们留下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凄凉景象；然而人们却偏偏没有料到，民族大冲突的腥风血雨，有时恰恰滋润着，催生着文学艺术这朵需要鲜血、需要情感、需要大悲大恸、需要疾痛惨淡才能够怒放的花朵。

这就是古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如法国著名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说：“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

“正是内战猖獗狂热的情绪使人们拿起刀枪，血流遍野的时候，阿波罗诗神的月桂树才复活而发青，它需要以血滋润。

我国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黄宗羲认为：“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

元气之在平时，昆仑磅礴，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

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

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民族融合却促进了文化的新生。

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正是新型文化的根基与动力。

而中国的文论高峰也就产生在这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

南北民族的碰撞与交融导致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新生，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高峰的到来。

兹述之如下：这个腥风血雨、战乱频仍的最痛苦的时代，却恰恰成为了中国“美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成为了整个古代世界文论的一个成果非凡的时代。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转型的时代，其表现为对核心文化(儒学)的批判与解构，对异端思想的汲纳以及对异族文化(印度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等方面。

从而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

正是由于文化的转型，使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辩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而这种思想的解放，恰恰是社会战乱动荡的产物。

面对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连曹操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

人生无常之感，促使人萌生及时行乐之思想，而再不愿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禁锢，“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人性的觉醒、享乐的追求，推动着中国文化由儒家的道德文化向注重人生享乐的审美文化的转型。

追求生活的享受、容貌的美好、文章的华丽漂亮，在魏晋时蔚然成风。

既然道德节操，谶纬鬼神都是虚假的，何不紧紧抓住短暂的生命，去尽情痛饮生活的美酒呢?于是乎，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

后有竹林七贤，手拿拂尘，风度翩翩，高谈阔论，豪饮痛啸，放浪形骸，洒脱不羁。

嵇康痛斥儒家之论，公然为享乐辩护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

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固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既然六经、礼律、仁义都是“理伪”“犯情”，压抑人性之桎梏，就应当打碎这个桎梏，“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而纵情任性，求人性之自然。

由魏晋时人所伪作的《杨朱篇》则说得更坦率。

“逸乐，顺性者也。

”“则人生之乐，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

”张湛注道：“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

“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

无论你是否赞成这种享乐放浪的思想和行为，无论你认为它是坦荡直率还是腐败堕落，总之，这种违背虚伪儒学教义的纵欲享乐思想，标志着人性的真正觉醒!这种觉醒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击中了儒学节制欲望的要害，揭穿了“名教”孝悌仁义的虚伪性，沉重地打击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思想文化，给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带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清风。

尽管这种觉醒的火花最终被正统思想所扑灭，但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人性的觉醒，随着人性的觉醒，开始了由伦理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产生了以审美为特征的文学的自觉。

中国魏晋时“文学的自觉”(鲁迅语)，也正是在人性的觉醒与文化的转型之中勃发的。

那“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诗品》)的《古诗十九首》，并没有描写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实多的感叹，是对现实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执着与眷念。

然而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从何而来呢?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它写得真实、坦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颐轲长苦辛。

’可谓淫鄙之尤。

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淫鄙之尤”，为什么会成为不朽之作呢?不正是真实地描写出了人的生活，人的本性么?被后世文人赞不绝口的建安诗歌，其主题之一，正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生命与生活的眷念，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鲁迅认为，魏晋文学“确有点异彩”，这种“异彩”，正是“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而产生的，所谓“异端”，正是与儒学克制欲望的教义格格不入的人性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