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平等和可持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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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主要政策提议 到目前为止，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争议大都集中在“无悔”和“保险”的原 则上。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无悔”政策（Cristofaro，1992；Shelling，1991）是 要求国家减少那些没有额外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成本有效的活动。基本上，这个 政策提议国家加速实施低成本的节能措施比如更换变速电机和高效的荧光灯。由于 有市场障碍，这些措施没有得到推广实施，而“无悔”政策可衍变为移除这些障碍 的具体策略。 “保险”的政策则旨在采取减缓措施以尽可能减少全球变暖引起灾难性事件 的风险（Cline，1992；Manne 和 Richels，1992）。这个政策提议实行适度的温室 气体减排来避免未来风险，比起“无悔”政策来要更进一步。可是，“保险”的气 候变化政策同样是希望通过加速实施低成本的能源效率措施来实现减排。
第三，两个政策都假设大气是，或者应该是，商品，其价值由互相对立的工 业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来决定。但是这个假设只在以下条件满足时成立：1）大 气吸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无穷大；2）所有社会有相同的能力去处理全球变暖的 自然后果。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成立。全球变暖的前景本身就违反了第一个条 件。另外一方面，“无悔”和“保险”政策背后隐含的经济理论缺乏对自然资源有 限性的理解，请参见 Daly（1991）和 Gerorgescu-Rogen（1981）。因此，这样的 政策不能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Byrne 等，1994）。这些政策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最 大化，但是不能维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甚至出现毁灭性的结局（Pezzy，1992）。 关于第二个条件，现实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和技术差距基本否定了该条件。另外，很 容易证明经济上的不平等将导致环境方面采取不是可持续性的社会活动。正如 Postel 所说：
Energy Policy, 1998. Vol. 26, No.4 335-343
对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平等和可持续政策
John Byrnea, Young-doo Wanga, Hoesung Leeb,1, and Jong-dall Kimc
过去两百年里，能源在工业生产和消费中的应用改变了大气的化学结构。自 工业时代起，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臭氧，甲烷和氯氟化 物大幅增长（Cicerone, 1989; IPCC, 1990; IPCC, 1996a）。如果考虑到所有的 社会活动，全球范围内约有 60％的温室气体是与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的（Byrne 等，1992）。用气候学家 Nicholas Shackleton 的话来说，温室气体的排放程度以 及对大气化学组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大自然界在过去 50 万年所经历过的（New York Times，1990 年 1 月 16 日）。
虽然可以从假设条件和论点来区分“无悔”和“保险”的政策，但他们有一 些共同的问题。第一，这些政策都没有考虑各国政策引起的国际影响。比如说，好 几个分析家都提到美国国家环保局所做的一个计量经济学研究，该研究表明，在美 国的沿海城市修建防海堤比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要低（Passel，1989；EPA， 1989），因此建议以修建防海堤作为合适的保险政策。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 于资源缺乏，采取这样的措施来应付海平面上升很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 能性，比如说正面临着可能完全被淹没的孟加拉国。然而，不管富裕的国家将作出 什么样的决定，这些国家都将最终承担富裕国家作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这种情 况是“外部性”的典型特征（Baumol 和 Oates，1993）：财富上的不平等引发外部 性的不平等。
许多气候模型预测大气中高浓度的温室气体将导致地表温度升高。尽管对温 室效应的精确度动态影响还有争议，由联合国组织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已得出结论空气中增加的温室气体正在影响最近的气候模式（IPCC， 1990；IPCC，1996b，c）。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及随后于 1995 年 柏林，1996 年日内瓦，和 1997 年京都举行的缔约方大会号召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 问题。这些行动都着眼于能源部门，以及能源部门所采用的燃料和技术。而大多数 政策建议的共同点便是从常规能源向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转 化。
不平等是环境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平等助长了高收入的富人们的过量消费，却 让低收入的穷人们依旧贫穷……在两个收入极端的人群比在中等收入的人群更容易 损伤地球的生态健康——富人对能源、原材料和商品的高消耗，而穷人是因为他们 必须过度砍伐、耕种、或者放牧这些危害地球生态的活动来维持日常生活 （Postel，1994：5－6）。
第二，当支持者提倡使用“无悔”和“保险”政策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然而 从分布上来看，这两种政策都不是公平的。发达国家由于占有大部分财富和技术， 可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大。因此，不管是在何种实施机制下（如碳税或排放交易许 可），这些国家可以运百度文库他们的市场优势和控制发展援助基金来影响政策目标。所 以，是政治现实，而不是分配原则来决定“无悔”政策如何实施，以及“保险”政 策的承诺范围。
a. 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环境政策中心 b. 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 c.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经济系
1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前任主席。
1
Energy Policy, 1998. Vol. 26, No.4 335-343
以上这两种政策都是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Dower，1992；Dudek，1992；Sun，1990；Bromley，1990）。这意味着或者采用 全球碳税，或者建立一个国际排放交易市场。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常常引起关于成本和效率的争议，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政 策提议采取减排不应过急过快（如 Nordhaus，1991）。从广义上来说，在能源政 策的制定中应采取两个预防准则――“无悔”和“保险”。然而，每一项准则都很 难证实在国际政策中的应用。本文提议用平等和可持续性作为制定全球能源政策的 基础，以此来定义和分配为减缓气候变化转化能源部门所需要的成本。
第三，两个政策都假设大气是，或者应该是，商品，其价值由互相对立的工 业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来决定。但是这个假设只在以下条件满足时成立：1）大 气吸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无穷大；2）所有社会有相同的能力去处理全球变暖的 自然后果。显然，这两个条件都不能成立。全球变暖的前景本身就违反了第一个条 件。另外一方面，“无悔”和“保险”政策背后隐含的经济理论缺乏对自然资源有 限性的理解，请参见 Daly（1991）和 Gerorgescu-Rogen（1981）。因此，这样的 政策不能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Byrne 等，1994）。这些政策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最 大化，但是不能维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甚至出现毁灭性的结局（Pezzy，1992）。 关于第二个条件，现实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和技术差距基本否定了该条件。另外，很 容易证明经济上的不平等将导致环境方面采取不是可持续性的社会活动。正如 Postel 所说：
Energy Policy, 1998. Vol. 26, No.4 335-343
对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平等和可持续政策
John Byrnea, Young-doo Wanga, Hoesung Leeb,1, and Jong-dall Kimc
过去两百年里，能源在工业生产和消费中的应用改变了大气的化学结构。自 工业时代起，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臭氧，甲烷和氯氟化 物大幅增长（Cicerone, 1989; IPCC, 1990; IPCC, 1996a）。如果考虑到所有的 社会活动，全球范围内约有 60％的温室气体是与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的（Byrne 等，1992）。用气候学家 Nicholas Shackleton 的话来说，温室气体的排放程度以 及对大气化学组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大自然界在过去 50 万年所经历过的（New York Times，1990 年 1 月 16 日）。
虽然可以从假设条件和论点来区分“无悔”和“保险”的政策，但他们有一 些共同的问题。第一，这些政策都没有考虑各国政策引起的国际影响。比如说，好 几个分析家都提到美国国家环保局所做的一个计量经济学研究，该研究表明，在美 国的沿海城市修建防海堤比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要低（Passel，1989；EPA， 1989），因此建议以修建防海堤作为合适的保险政策。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 于资源缺乏，采取这样的措施来应付海平面上升很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可 能性，比如说正面临着可能完全被淹没的孟加拉国。然而，不管富裕的国家将作出 什么样的决定，这些国家都将最终承担富裕国家作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这种情 况是“外部性”的典型特征（Baumol 和 Oates，1993）：财富上的不平等引发外部 性的不平等。
许多气候模型预测大气中高浓度的温室气体将导致地表温度升高。尽管对温 室效应的精确度动态影响还有争议，由联合国组织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已得出结论空气中增加的温室气体正在影响最近的气候模式（IPCC， 1990；IPCC，1996b，c）。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及随后于 1995 年 柏林，1996 年日内瓦，和 1997 年京都举行的缔约方大会号召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 问题。这些行动都着眼于能源部门，以及能源部门所采用的燃料和技术。而大多数 政策建议的共同点便是从常规能源向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转 化。
不平等是环境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平等助长了高收入的富人们的过量消费，却 让低收入的穷人们依旧贫穷……在两个收入极端的人群比在中等收入的人群更容易 损伤地球的生态健康——富人对能源、原材料和商品的高消耗，而穷人是因为他们 必须过度砍伐、耕种、或者放牧这些危害地球生态的活动来维持日常生活 （Postel，1994：5－6）。
第二，当支持者提倡使用“无悔”和“保险”政策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然而 从分布上来看，这两种政策都不是公平的。发达国家由于占有大部分财富和技术， 可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大。因此，不管是在何种实施机制下（如碳税或排放交易许 可），这些国家可以运百度文库他们的市场优势和控制发展援助基金来影响政策目标。所 以，是政治现实，而不是分配原则来决定“无悔”政策如何实施，以及“保险”政 策的承诺范围。
a. 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环境政策中心 b. 韩国能源经济研究所 c.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经济系
1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前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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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Policy, 1998. Vol. 26, No.4 335-343
以上这两种政策都是提倡用市场机制作为最有效的途径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Dower，1992；Dudek，1992；Sun，1990；Bromley，1990）。这意味着或者采用 全球碳税，或者建立一个国际排放交易市场。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常常引起关于成本和效率的争议，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政 策提议采取减排不应过急过快（如 Nordhaus，1991）。从广义上来说，在能源政 策的制定中应采取两个预防准则――“无悔”和“保险”。然而，每一项准则都很 难证实在国际政策中的应用。本文提议用平等和可持续性作为制定全球能源政策的 基础，以此来定义和分配为减缓气候变化转化能源部门所需要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