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对词史的贡献

苏轼在词史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对词的贡献很突出。在苏轼出现之前，晚唐五代词人写词只是在诗余之时，或是游戏之作，写成之后也是“随亦自扫其迹，旦谑浪游戏而已”，是为小道；同时，内容也受传统观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属于“艳科”。即使到了宋初，文人也是将之视为曲艺之类，无法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而到苏轼之时，他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

一、“诗词同源说”——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对词加以改革，他提出了诗词同源说，认为诗词本为一体，词是“诗之苗裔”。他在评论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时，说“不减唐人高处”；也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由此可见，苏轼认为诗与词只是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而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故而，苏轼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他“以诗为词”的写词手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所谓“以诗为词”，诗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在苏词中的主要表现为用题序和用典故。首先，在题序上的开拓，由于苏词之前的词，多为应歌而言的代言体，词有调名即可，而苏词是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作，所以词作所抒为何情或为何事而发，都必须有所交代，同时又因词为抒情之作，不适合叙事，故而苏轼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构成一个整体。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既交代了时间、原因，也道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怀念对象；另外，像《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中的小序是用来记事，文本则重抒发情感。苏轼题序的应用既交代了作词的时间、地点、原因，便于后人研究，同时也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

另外，苏轼“以诗为词”还大量用典。这种词中用典是一种替代性、浓缩型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曲折委婉的抒情方式。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兼具叙事与抒情，上阕用叙事的方式描绘了涉猎打虎的场景，下阕用了冯唐的典故，抒发了诗人的壮志以及怀才不遇之情；另外，《减字木兰花》也是一篇用典之多的词作。

苏词大量的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自是一体”——旷放词、豪放词的开拓

为了能够使词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自是一体”的创作主张，即：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情感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只有这样才可以“其文如其为人”。故而，苏轼在此的风格与题材上作了变革。

“词为艳科”，内容多为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是一种写爱情的婉约词，具有女性化的柔美。而苏轼则打破了这种风气，他将传统女性化的柔美上升为男性化的豪情，将传统的只表现爱情变革为表现性情，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是一篇旷放词，它标志着苏轼词的转变。在词中词人表现了“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意气风发、旷达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

慨。而之后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便是一首豪放词，该词表达了词人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同时在此词中，苏轼第一次的塑造了英雄的形象，与以往词中柔弱的思妇形象形成截然不同的两面，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但是《念奴娇·赤壁怀古》才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其意境非常开阔。

另外，苏轼还扩大了词的题材，他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如：对于人生的感悟，苏轼说：“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对于自然山水的描绘，“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怀古伤今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借物忘我、超然自适有《西江月》。。。苏轼对于词题材的论断是“无事不可写，无议不可论”，大大的开拓的词的题材。

此外，苏轼在词的语言上也做了改变，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在两宋词史的发展上，苏轼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两宋词风的转变过程中，苏轼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即苏轼为后代词人指出了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的“向上一路”。同时，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