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1)

社会学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

朱考金,吴磊!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5)

摘要: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民工潮#的出现,有关农民工的研究逐渐兴起。从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改善这三个角度出发,对学界的研究成果作出归纳和整理,为今后继续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融合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07)03∃0029∃04

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作为外来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1]87-94。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制约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因素以及如何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他们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情况进行了实证或理论的探讨。

一、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

在我国,农民工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占据着绝对主导。近年来,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社会融合的前提是社会适应,因此,考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参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过程,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其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2]。因此,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田凯指出,这3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而学界对当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也是从这三个方面着手的。

目前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很低,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然后获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仅仅是一种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而从城市社会的其他方面来看,农民工实际上还是被拒于门外的。这就是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的现状[3]67-69。

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方法,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徐志旻[4]通过对福州市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家庭已改变某些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城市文明体系靠拢,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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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卷第3期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l9N o.3 2007年6月Journal o f Eastern L i aoning U niversity(Socia l Sc i ences)Jun.2007

!收稿日期:2007-03-0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部分成果(06J SCS H003)

作者简介:朱考金(1973∃),女,浙江台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吴磊(1984-),男,安徽宁国人,硕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还大多处于较为明显的低下水平,直接妨碍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的交往和接触;社会层面上与城市人交往的困难,又直接妨碍了他们在文化层面上与城市文明的融合。

张时玲[5]28-32对安徽农民工的调查、周晓虹[6]对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进行的个案对比研究以及钱文荣等人[7]的研究都得出,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社会。

综观学界的研究,我国农民工在职业、居住条件等经济层面上,大多数处于明显的劣势位置,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社会层面与城市人接触、交往的困难,而交往、接触的困难又直接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价值认同观念的形成,最终造成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很低。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

关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就不得不思考哪些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学界研究,当前最受关注和被提出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农民工群体自身因素是阻碍其城市融入的直接原因

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渠敬东[8]指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并影响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国的乡土社会历来重视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大量的调查显示,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中,乡土社会网络起着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减少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互动,不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李培林[9]指出,流动民工在社会位置变动中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节约成本,相对与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能使刚进城的农民工很快适应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沦为城市化失败者,在另一方面却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保护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

同样,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低,思想价值观念落后,生活方式传统也不利于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中去[10]。其中,农民与土地关系是阻碍农民工与城市融合的重要因素,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也成为农民工联系农村的∀脐带#,使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巨大的退出成本[3]67-69。在这些方面,也有学者做了实证研究,如张时玲[5]28-32、朱考金[11]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过客#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其城市融入。

(二)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

李强[12]认为,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和建立在户籍之上的城市各种制度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或制度排斥),学界对此已基本形成共识。

任远,邬民乐[1]87-94指出,在城市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流动人口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二元化的城市制度生存环境根源于城市的二元化户籍状况。城市相关制度被人为地贴上了∀户口#的标签,使得原本应当与户籍无关的制度却与户籍的性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已经超越其本身单纯的人口登记和统计的功能,成为上述城市制度的∀母体#,并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基础性制度。

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soc ial closure)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13]。户籍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城市农民工身份与职业、角色的背离。城市农民工通过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但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也有学者认为把农民工身份定为∀准市民#或∀准农民#比较准确[14]。

(三)其他社会因素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

除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对进城农民工的关注和容纳不够也是造成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组织、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还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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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