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人”到“人”的觉醒,冰莹女性意识

从“女人”到“人”的觉醒

——论谢冰莹的女性意识

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只是到了近代这种状况才有所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妇女要求得到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1903年中国也成立了妇女自己最早的组织“共爱会”，她们创办报刊，发起参政运动，争取妇女经济自主，学习自由。①

正是在这种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五四”时期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表达了强烈的女性意识，陈衡哲、冰心、谢冰莹、丁玲等在创作中张扬女性的旗帜，发出女性的呐喊，她们以笔为武器，冲出了男权樊篱，从而使女性形象终于浮出历史地表。

当时，在妇女运动的高涨中，出现了两种看似对立的女性观：一种是以陈衡哲为代表，她非常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特别强调“母职”，视母职为“民族的命脉”，她认为男女平等不等于“女子男子化”，忽视“女”字，会带来畸型的、残缺的人生。另一种则以丁玲为代表，她强调“女人是人”，女作家应该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走向社会，走向大众，泯灭性别界限，她拒绝为《真善美》杂志写稿，并说：“我卖稿，不卖女字”，体现着从“女人”到“人”的觉醒。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女性观，却有着共同之点：都是女性觉醒的体现，都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

谢冰莹是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观的重要人物。她以叛逆者的姿态闯入社会，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进行斗争，争取平等与解放；她挥毫写文章，办刊物，用文学来唤醒女性的觉醒，因而成为最早的女性觉醒者和女性文学作家之一，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②

（一）

女性的解放，关键在于自身的解放。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妇女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在家庭中。因此从“五四”开始作为社会改革要题之一的妇女解放运动，自然把争取人的家庭解放作为首要和重点关注的问题。走出家门，几乎构成了一代女性的行为方式。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走出家门第一件事便是求学，因为没有文化便会寸步难行，而男人历来不希望女子读书，害怕比自己强，几千年来一直宣传“女子无才便是德”。谢冰莹出生在湘中地区一个风气闭塞的农村，这里的女子，大多被嫁做童养媳，环境稍微好一点的，也是一到十五六岁便出嫁了。谁也不要梦想进学校。谢冰莹的母亲便这样对她说：“女孩子是不要进学校的，只要多认识几个字，多了解几个贞妇烈女的故事，会记帐，会看契约便得了”。③可具有叛逆性格的谢冰莹意识到，女人没有文化，便走不出家庭，即使走出了家庭，也无法在社会立足，仍不得不回到家庭。所以她的首要任务是读书。她11岁进私塾，成了当时当地唯一的女生。12岁经过三天绝食斗争，母亲才让她进入大同女校学习，

后又通过努力到县立高等女子小学、益阳教会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地读书。1926年，21岁的她又进入武汉黄埔分校学习，接受革命理论。1928年，进入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考入北平女师大，1931年去日本留学，1935年再次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谢冰莹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学生。为了读书，她与家庭和社会习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求知，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不仅在学校读书，就是平时也是手不释卷，真可谓是“嗜书如命”。在《我的嗜好》一文中，谢冰莹写道：“书，等于我的维生素，一天不看它，也正如一天不写日记一样会感到空虚，若有所失。”正是这样不断地学习，她具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真正摆脱了对家庭的依附，对男性的依附，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二十世纪前半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战争的历史，战争一个接着一个，战争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对性别的角色分工的限制。阶级矛盾、民族危机要求人们投入到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生存发展而斗争的革命洪流中，因此女性也在此时能够找到摆脱传统家庭角色而向外寻求人生价值的机会。谢冰莹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机会，曾两度从军。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谢冰莹便毅然从军，过起了“丘八”生活，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当时的老百姓看到她们后都不敢相信这是女的。冯铿在《一团肉》里指出：“真正的新妇女是洗掉她们唇上的胭脂，握起利刃来参加伟大革命高潮，……来寻找她们真正的出路！”

1937年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母刚去世父又重病在身而自己身体状况也极差的情况下，不顾亲友的极力劝阻，毅然告别家乡来到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抗地服务团”，再次走上前线。她抱着“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尽心尽意地为受伤战士服务。她在戎装照片上题写“不灭倭寇，誓不生还”八个大字，表达了抗日的坚强决心。许多人都被她的精神所感动，纷纷以诗相赠。“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这是何香凝女士赠给谢冰莹的诗。这首诗，准确传神地表现了谢冰莹抗战期间活跃于前线的特有风貌。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花木兰代父从军留下千古绝唱外，女性当兵的确是鲜见的。谢冰莹两次从军在自己的人生经历留下了辉煌的一笔，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生动体现。

谢冰莹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她除了数次求学，两度从军外，还四度入狱，几次离婚，挨过饿、受过冻，屡遭挫折，可是始终没有被苦难压垮。“历经坎坷路，奋斗永不息”，是对她一生经历的典型概括。在她身上，体现出了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探索与追求，尤其体现出了湖南新化“梅山文化”中那种敢闯敢搏的硬骨头精神。坎坷磨练她的意志，苦难使她更加坚强。她说：“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就要和恶势力奋斗一天。”

行动最能表现出思想，也最能激动人心。谢冰莹用自身的行动表达了强烈的妇女解放意识。

（二）

也许因为女人天生爱做梦，所以她们的天性中都对爱情怀有绚丽多姿的梦想，然后当封建腐朽的道德礼教、顽固不化的社会习俗观念仍然残酷地主宰着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时，女性的这种爱的天性，这种对爱情无限美好的憧憬受到

了沉重的压抑。于是一些勇敢的叛逆女性终于义无反顾地冲破封建樊篱，不遗无力地在一片干涸的荒漠中找寻爱情的绿洲，用她们的觉醒谱写了一曲曲缠绵悱恻感人肺腑的叛逆恋歌。谢冰莹的坎坷爱情经历便是这样一曲凄婉动人之歌。

婚恋自由被“五四”女儿们视为做人的前提和基础。“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④谢冰莹三岁时，父母便将她许配给了本地的萧家，1926年，母亲便逼着她出嫁，谢冰莹不满意这桩婚事，认为婚姻必须自己作主。为了逃避婚姻，谢冰莹进入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后又随军北伐。从北伐回来后，谢母又逼她出嫁萧家，谢冰莹死活不从，这样便“被母亲关起来”，可她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逃跑，终于逃出了家庭，登报解除了这桩旧式婚姻。这“四次逃婚”的经历后来写进了她的《女兵自传》中，激励着许多女子反对包办婚姻，冲破封建家庭，追求幸福爱情。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有很多女性形象作为女儿时很有叛逆性，可作为妻子后却变得迷惘了。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在婚前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婚后便心甘情愿地做一个喂鸡养狗，忙于家庭琐事的传统妻子。可谢冰莹不是这样。她解除与萧家的这桩包办婚姻后，一直在寻求着“真爱”，寻求着独立自由的人格，寻求着个人解放与女性解放的有机结合，这样便使得她在婚姻生活中一再受挫。她说：“我以为恋爱结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生的全部。”⑤她坚决反对“洞庭湖里水飘飘，好夫好妻命里招”的论调，认为：“现代婚姻，绝不能像封建时代一般它的目的仅仅在于组织一个家庭，现代婚姻是与改造社会有直接关系的；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是只求自我的享乐，主要的在两人同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工作；因此她们不但是夫妇，同时也应该是挚爱的朋友，忠实的伴侣”。⑥

“五四”时期倡导的婚姻自主是广泛而深刻的，既包括恋爱结婚自由，更包括离婚自由。“在现社会内，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一样的很重要”，“既然要自由结婚，就该要求自由离婚！不然，岂不是未结婚时要自由，结婚了便不要自由了吗？”⑦在旧式婚姻中，男子有休妻的权利，女子无退婚的自由。被休女子很难再嫁人，即使改嫁，也是遭人歧视的“再醮妇”。谢冰莹一生的几次婚变，便是对这种旧式婚姻的反叛，也是深受“五四”时期所倡导的婚姻自主观念的深刻影响。她与符号、顾凤城、黄震各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可都毫不犹豫地分手了，最后才找到贾伊箴，成为终身伴侣。例如她与符号的婚姻便充分地表现她的追求“真爱”的性格。她从家庭四次逃婚，甩掉了众多的“追随”者，与符号结合。没有嫁妆，没有新房，甚至连一桌酒宴也未能开设。可是婚后符号竟对她产生不信任，不能尊重她的人格，总想以“男人”的身份来管制她，她怎么也想不通，一气之下，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爱的清算》，宣布与符号离婚。在那时，登报申明退掉婚约的屡见不鲜，然而将离婚一事以文学形式在“小说”上发表的，谢冰莹是首创。符号在82岁高龄回忆此事时，不无调侃地说：“这叫‘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属于谢冰莹的‘专利’！”⑧郑逸梅对他俩的合离聚散作了客观的评价：“符号、标点（戏称冰莹）敢爱、敢恨。他俩爱得死去活来，恨得彻底干净。”⑨

谢冰莹这个叛逆的女性，虽然在婚姻上遭到过一些人的议论，最终的婚姻也并非那么圆满，但她毕竟以不屈的叛逆，为后人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发人深省的人生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