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

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影印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相对于排印的整理方式，影印有着短平快的优势：短，指出版周期相对较短，只要选定底本，就可以很快地出版出来；平，对编辑加工能力的要求相对较低；快，其印数有限，销售周期较短，又因定价较高，收益快。

近几年，大多数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均有系统的规划。

而这当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最具代表性，他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影印出版作为其最主要的出版模块，形成了大中小、远中近的系统规划。

非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大象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影印出版方面，也颇有规划。

大象出版社以晚清民国文献的影印出版为重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在海外中文文献的影响方面，颇具特色。

下边笔者就对目前的古籍影印出版的几种模式及其优缺点逐一进行分析。

型丛书式型这种模式以“四库系列”最为出名。

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商务、上海古籍相继推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影印版，催热了大型影印丛书的市场。

这种集成性的丛书，因其部头偏大，收书太多，底本征集涉及的收藏单位过多，底本的获取渐渐成为最大的难关：近年来，收藏单位底本费逐年上升，一些收藏单位待价而沽，一些图书馆基于种种考虑，出版社支付再高的底本费也不予以提供。

从这方面讲，新编集成性文献丛书编纂的难度较以前要大不少。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在图书馆、高校等建设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图书馆、高校、科研机构的资金充足情况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而且上述机构在大型文献的购置方面也舍得投入。

单从销售角度来讲，大型集成性文献的市场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因此，只要有好的选题，严格控制成本，出版社的利润还是有相当保证的。

“近水楼台独占月”型一类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为代表，他们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料，以及雄厚的科研实力，开发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影印书籍。

一类是以文物出版社、方志出版社为代表的部委所属出版社，利用部委的影响力，长期垄断了相关出版领域的出版资源。

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主管部门与出版社的剥离，这种依靠隶属关系而取得“近水楼台独占月”的好日子，将渐行渐远。

目前，上海图书馆在一些重要馆藏资源、重大研究项目的出版上，已经引入了招投标制。

我们认为，这种竞标模式将渐趋常态化。

相关出版社必须提高自身的出版实力，才能在竞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

错位竞争型即绕开众多出版社都关注的出版热点，另外寻找新的影印资源。

这种影印出版模式目前有两种代表类型。

一种是“开眼向洋型”，即向海外寻找新的影印出版资源。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有大量的珍稀文献散失在海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工作。

可以说，这一波海外敦煌文献的影印出版，既是中国“敦煌文献的出版史”，更是一部中国学者追赶、反超国外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的《英藏敦煌文献》（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首度公布于世，让中国学者在敦煌文献的占有上，第一次与外国学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对中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的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海外敦煌西域文献的回归，正由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散失海外的中国珍稀文献出版工程”，并写进了《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规划了《散失海外中国古籍总目》《散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子项目。

国家在流失海外中国珍稀文献出版的编纂、出版和采购方面，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

此一出版领域在今后五至十年的时间，将具有相当的市场。

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竞争。

一些较早进入此一出版领域、与欧美图书馆有较好合作的出版社，占据一定的先发优势，但亦不能掉以轻心。

另一种是“另辟蹊径型”。

如果说“开眼向洋型”是在空间上做文章，那么“另辟蹊径型”则从时间上做文章：寻找那些当下尚处冷门，但即将迎来学术热点领域，提前着手，抢占制高点。

这种需要有超前的眼光，通过出版社和学界的共同努力，缩短一个相应的学科、研究领域由冷到热、由生到熟的时间。

这方面，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西域文献集成”和广西师范大学《徽学资料汇编》为代表。

他们刚刚进入相关出版领域时，其学术研究的氛围尚不太热，但已经为学界所关住，他们均在最恰当的时间进入，在有力推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这种影印出版的模式，出版社要背负相当的经营风险。

但如果正确预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市场独占地位，取得相当的利润回报。

编纂增值服务型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除国图、上图等少数图书馆外，绝大多数图书馆和图书收藏单位的科研实力有限。

在当前“全民学术”的背景下，不少图书馆、图书收藏单位要追求在学术、科研一块的“增长点”，但苦于没有相应的科研人才与队伍，而“空守宝山无力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中国著名图书馆馆藏珍地方志丛书”的编纂出版中，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编纂增值服务型”。

他们凭借出版社多年来在影印文献出版方面的丰富经验，打造了一支强有力的文献影印编纂出版队伍。

这支队伍，是他们在与其他出版社的竞争时的利器：这支队伍既是一支精干的编辑队伍，也是一支作者队伍，在古籍影印文献的编纂方面，均有相当的造诣。

在与馆方确定了选题后，这支队伍就完全可以承担起选题的编纂工作，馆方只需派部分人员参与编纂。

这种模式，短期内尚难有出版社复制。

回归传统型这种模式主要是采用传统印装技术、传统的介质。

代表的有三种：一种是“老版刷印型”。

一些出版社利用老雕版（不少甚至具有文物价值），利用刷印的形式进行出版。

这方面，以中国书店出版社最具有代表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陵书社等也出版一些此类出版物。

这种出版模式，因老雕版的稀缺性（独占性），因而具有市场独占性，利用其刷印的书籍，颇受不少书友的追捧，但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老雕版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就是印一次少一次。

一种是以广陵书社为代表的“新雕版型”。

广陵书社依托地处中国传统雕版技艺传承中心的优印，近些年新刻了不少古代典籍的新雕版，每次以刷印的形式印上为数不多的新本子，在市场上销售颇佳。

这种技艺完全是中国传统的。

一种是“以珂罗版技术印刷书籍”。

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

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

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是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

尤其在宣纸上印刷中国古代字画，其逼真传神的表现是其他印刷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为高质量地复制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画作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1年成立了珂罗版印刷车间。

数年来，印制了《道德经》《墓志精华三十八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精品集》《天女散花》《陈章侯水浒叶子》《稽古图》等仿真制品，得到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

高档礼品型这种是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的升级版（提高版）。

以往的黄金书、礼品书，因其质次价高，尤其是在图书内容方面的粗制滥造，已经声名狼藉。

近些年在此类图书的开发销售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出版社、出版商，在产品的品质方面，做了极大的提升。

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社，其出版的《营造法式》《明解增和千家诗注》《诗集传》《红楼梦图咏》《唐女郎鱼玄机诗集》精品仿真古籍，无论从图书版本的选取，编校的质量，还是复制工艺上，不惜工本，力求其工。

其所出版的产品，虽不以“高档礼品”为其目的，但却成为不少人送礼的礼品书。

这种模式，从赢利模式上来讲，与普通的影印赢利模式，没有任何区分，与我们此处所讲的“高档礼品书”模式有一些差异。

数字技术下的古籍影印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对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亦未能例外。

特别是数字技术在全文影像、检索方面，无论对大型古籍的使用者、收藏购买者、传递、使用，均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目前，在古籍影印相关的数字化方面，在大型文献的数字化影印出版方面，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一类是大型丛书型。

最早推出影响较大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全文电子检索版，目前大型丛书尚有《四部丛刊》《大藏经》《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等；一类是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代表的古籍总汇型；一类是馆藏特色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藏丰富的图书馆，都基于其馆藏特色，开发出“甲骨世界”“西夏碎金”“数字方志”等特色文献库。

以上均以图书馆、科研机构为主要销售群体。

但在中小型影印图书的数字化方面，则是举步维艰。

其主要原因是：一是对古籍影印版权的界定及保护，尚存着极大的漏洞；二是共建共享、免费使用的网络共识下，不少网友，将新出版的影印图书，扫描后上传到网上，供大家免费下载，大家更无购买的意愿和动机。

中小型纸质影印文献的销量虽然极其有限，但其利润较为稳定，相关出版机构也没有开发相关数字化产品的内在动力。

与此同时，海内外的图书馆在电子数据方面的采购费用，无论是从绝对金额，还是占总经费的比例，均逐年提升。

古籍数字化的市场，毫无疑问，将是古籍出版（尤其是影印出版）一块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

（作者单位系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精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