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作者：马慧萍

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05期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形象一般是值得尊崇与仰慕的，因为母亲终其一生以无比的慈爱与坚忍的毅力来抚育子女，她的牺牲奉献成就了她的功德。但是到了20世纪，张爱玲却以“罪恶母亲”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中母亲的苦难伟大的刻板形象。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母亲形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丈夫离了婚住在娘家。当娘家人得知她的丈夫去世以后，便怂恿白流苏再回去戴孝主丧，挑个侄子过继过来，去夫家做寡妇。白流苏气到了极点，她走到母亲的床跟前，跟母亲诉苦，希望母亲能为自己做主。可是白老太太为了钱，可以让女儿受尽委屈。她两次劝女儿出嫁，一次是为前夫守节，一次是去香港做别人的情妇。白老太太的言行让自己的女儿失望透顶，白流苏宁可用自己的前途来下赌注也不愿意再呆在这个令她绝望的家里。

《半生缘》中的顾太太，平时看起来恭谨平和，但是在关键时分，即在钱的面前，她也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的幸福遭到断送。她是功利的母亲，被金钱腐蚀掉了母爱，她视养儿育女为一种投资手段，只想从女儿身上谋取最大利益，绝不为女儿的幸福着想。

顾太太对大女儿曼璐去做舞女持默许的态度。曼璐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学业、青春替母亲支撑起了这个贫困的家庭。但是她和母亲却是难以沟通的。她的苦衷无处抒发，她也不愿意向母亲诉苦，因为每当她向母亲哭诉的时候，母亲的劝慰的话语从来都不能够搔着痒处，有时候还是啼笑皆非的。当曼璐要和流氓无赖祝鸿才结婚时，顾太太对祝鸿才的评价是：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她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为女儿是否能够幸福着想。

张爱玲所塑造的“罪恶母亲”形象除了上述的因为金钱这个外在因素导致的，还有本身性格的扭曲这一个内在因素。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的性压抑有急切的金钱欲使她的心里畸形扭曲，在爱欲、情欲、物欲中不断下堕，因此具有了强烈的占有欲和报复欲。她在丈夫二爷死后，把她的怨恨、愤怒与痛苦转而施加在儿子长白与女儿长安身上。

儿子长白结婚以后，七巧的变态性格充分展现出来了。因为这些年来她的生命中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儿子娶亲以后，七巧就怕留不住他了。七巧为了控制儿子，就让他吸鸦片。七巧变着方儿哄他吃烟，以前长白一向就喜欢玩两口，只是没上瘾。后来，七巧借“孝”的名义让儿子整夜给她烧烟。七巧彻底粉碎了亲儿子的自我人格，使他变成一个吸毒成瘾的废人。这种控制儿子的方式让人不寒

而栗。当夜里儿子给她烧烟的时候，七巧再三盘问儿子，探究儿子与儿媳之间的隐私。而且曾经当着亲家母的面把儿子亲口招供的儿媳的秘密宣布出来。在外人面前，她也毫无避讳，把儿子和儿媳间的私事到处宣扬。她的这种行为使儿媳有了想死的念头。最终，两个儿媳都被她折磨致死。长白再也不敢娶媳妇了。

对于女儿长安，七巧也没有放过。长安得了痢疾之后，七巧不给她延医服药，只劝她抽两筒鸦片，病痛虽然减轻，但是长安却上了瘾。七巧一味地支持长安抽烟，当长安的婚事受此影响，七巧又换了一种论调，把原因归结在是长安长得不好。七巧没有一点作母亲的责任感。当长安与童世舫私自订婚以后，七巧仍旧蓄意破坏她的幸福，把她推到绝望黑暗的深渊。七巧大骂长安是个“死不要脸的丫头”，污蔑自己女儿的清白，把长安正常的恋爱说成是找野男人，而且恨不得让整条街的人都知道。长安迫于母亲的威力，跟童世舫解除了婚约。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她用尽计谋乃至不惜说谎去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当她见到童世舫的时候，她大肆渲染女儿抽烟的陋习，把长安抽烟的原因以及历史都说给童世舫。其实长安已经决定为童世舫戒掉。七巧彻底的断送了女儿长安的幸福，可是她却丝毫无愧疚之感。在七巧看来，她这样做是有必要的。

七巧的这种变态行为，使她成为“罪恶母亲”的典型代表。在七巧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母爱的温暖，她自己婚姻不幸福，可还要破坏儿女的婚姻，对儿女却还有嫉妒心理，对于儿女来说，她是一个“侩子手”形象。她这种近乎疯狂的行径，使我们感受到了她的阴鸷毒辣。

总之，在张爱玲的诸多小说中，她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多是与传统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大相径庭的，这些母亲们不能给子女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甚至她们还蓄意破坏儿女们的幸福。她们不能给予子女们母爱的温暖，母亲与子女们的关系是冷漠疏远的。这些“罪恶母亲”形象也就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中独特的收获。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