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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着陆的尴尬

——从赛珍珠作品《大地》评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引言:

赛珍珠,1892年6月26日出生于美国,4个月时即跟随传教士父母来中国淮安,在中国长大。曾长期在镇江生活,视镇江为自己的家乡。期间在镇江、庐山牯岭和上海,生活和学习过。一直到1909年才回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因母亲生病,马上回到中国教书。1917年与美国青年农学家布克在镇江结婚后,随夫来到安徽宿县工作、生活,后来到金陵大学教授英语和神学。1923年开始写作。193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1931年出版《大地》,1936年《放逐》、《战斗的天使》。1938年因《大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1927年至1932年,耗时5年,翻译《水浒传》。1935年离开南京,回到美国。但一直笔耕不辍。致力于慈善事业,1973年在美国逝世。尼克松总统这样评价赛珍珠:“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于同情心的人”。(耿伟,2009)赛珍珠的一生辗转于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但是两个世界长久以来都未对她和她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就赛珍珠作品《大地》在中西方的评论来一窥端倪,并期待对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启示。

一.《大地》简介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分别为:《大地》、《儿子们》、《分家》。1931年或美国普利策奖,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地》是最有名的一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这部作品是被翻译得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已经有6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王逢振,1986:153).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的描写,因其杰出的传记作品”。

《大地》这部小说主要描绘了农民王龙由贫困起家到发家隆盛的历史。贫农王龙娶了富人家的灶下丫头阿兰。因为他俩的勤劳,家境一天天好起来。但是,一场大旱逼迫他们一家逃到城市,在那里,王龙拉车,阿兰带着孩子行乞。一家过着狗一样的日子。不料有一天,王龙意外地抢到一包“金洋”,于是,他们重新回到家乡,买下土地,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王龙却开始讨起了小老婆,吸起了鸦片。但至死,他都不改对土地的热爱。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生活,胡风在《<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大地》成功的原因在于他揭示了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封建铁蹄下农村妇女的命运。(胡风,1935:93—95)

二.在西方的接受情况

《大地》这本书在西方是很畅销的。1931年一经出版,即迅速在全美畅销。《大地》成了美国人,甚至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在《大地》之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是妖魔化的,在法国学者眼中,“野蛮”、“非人道”、“兽行”是中国人的代名词,1900年义和团运动更是加深了他们的这种认识。当时,美国的认识也是是这样。美国的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就用二十六条特征描写了中国人。中国人被描述为《圣经》里“大洪水以前的人”,古老而停滞,没有活力。(高鸿,2005:36)但就是在这样的妖魔化语境下。赛珍珠的作品《大地》

向我们展示的中国农民身上却有非同一般的勤恳,内心充满力量。据悉,好多西方人因为阅读《大地》了解了中国,有的进而爱上了中国。如《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就是读了《大地》才决定来中国。乔治·布什总统也说自己是因为《大地》了解了中国。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自己迷恋中国和赛珍珠《大地》有关。(耿伟,2009:80)以上是西方普通读者对于《大地》的喜爱。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文学界,赛珍珠却得不到接受。西方女权作家不接受赛珍珠。仅以1984年出版的《诺顿妇女文学选读》为例,该书收录了英美等英语国家及个别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作品,但就是没有收入赛珍珠的作品。有学者分析,赛珍珠被打入“冷宫”主要由于以下原因:通俗文学作家,其所获荣誉与实际的文学成就不相符合。她的小说受中国章回小说影响大,不像西方小说那样有内心独白和大量对话。此外,因为赛珍珠的小说多是中国题材,风格雷同,显得不那么耐读。(方红,1993:230)

在1998年出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中,也没有见到赛珍珠的身影。这表明,美国文学史界对赛珍珠成就的评价与定位存在分歧。(高鸿,2005:22)

三.《大地》在中国

在中国,赛珍珠引来无数的评论。仅从郭英剑1999年编著的《赛珍珠评论集》中,选取每个时代最富代表性的评论,就可以大概勾勒出中国的学者们对赛珍珠的看法。

30年代至40 年代在真实不真实上面做文章。鲁迅不赞赏赛珍珠,他的话最有名,他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笔者注:即赛珍珠)上海曾大受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鲁迅,1933)但是,叶公超却基本认同赛珍珠,只有具体几个方面认为不真实,叶公超先生的文章标题是: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叶公超,1931)陈衡哲亦赞赏赛珍珠,其文题目为:合情合理地看待中国——评赛珍珠的《大地》。但是,也认为赛珍珠的写作有置身事外的感觉,仅仅限于观察。(陈衡哲,1931)

如果说评论一部作品能否真实地反映生活是非常自然的文学标准,那么以下的心理就显得扭曲甚至畸形。很多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认为《大地》写农民是不恰当的选材。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回忆说:“1932年我初到中国时,《大地》刚刚出版。我吃惊地发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么恨它……他们说:‘她为什么不写富人,那些有教养的人呢?’……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想隐瞒事实真相。……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依赖外国人,或者受他们保护,或者拿他们薪水。”(王逢振,1986:149)笔者认为,这群心理畸变的所谓知识分子已经失掉了人格,他们是苦难的时代的产物。这也引起一个思考,那就是,真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经济地位、国际地位都要平等,即使暂时不平等,那么,弱国公民千万不可以失掉人格尊严,毕竟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与勇气去直面事实,去改变现状,而不是自欺欺人。

50年代到70年代,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赛珍珠研究在中国突然沉寂,有的只是不堪的谩骂。

50年代,苏联人谢尔盖耶娃文章《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在中国是唯一的一篇文章,此外,既无翻译,也无评论。到了60年代,《世界文学》、《文学评论》连发三篇长文批判赛珍珠:《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析》、《猫头鹰的诅咒——斥责赛珍珠的〈北京来信〉》和《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70年代也是一片空白。(姚君伟,1994:235)

80年代,赛珍珠研究有所转机,开始走出意识形态。终于有了建国以来《大地》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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