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公文的“文”与“质”变化探究

古今公文的“文”与“质”变化探究

作者：钱思荻

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36期

摘要：通过对比研究古代公文与现代公文中的“文”与“质”变化，探寻“文”的特点在现代公文中日渐缺失、“质”的特点在现代公文中备受重视的原因，探究今后现代公文在公文语言文学性发展方向上的发展趋势、提出发展要求。

关键词：古代公文现代公文公文文学性发展趋势与要求

公文是自古至今继承性最强的文体之一，但是在流传过程中，公文语言也发生了很多嬗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古代公文“文质兼备”发展到现代公文以质为主，本文的中心论题便为古今公文的文与质的变化。

本课题具有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研究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深入了解与分析古今公文的文学性语言特点，并结合古今社会背景等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实践意义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公文要以“质”为基础，力求纠正部分人的偏见，提出公文语言发展的新要求。

一、古代公文文质并重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诸葛亮的《出师表》文质兼备，虽属公文，却文采斐然；人们爱读司马迁的《史记》，不只是为了了解历史，还常常是出于欣赏文章的文采之目的。古代公文保持了文学色彩和公文本质内容的合理平衡，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古代公文往往通过塑造鲜明生动的形象来抒发丰富和独具个性的感情。以古代公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例，其中有许多典型的事例或通过叙写，或借用他人之口，写始皇帝之性情，均入木三分。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在这一段尉缭评政中，司马迁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性格，给后世留下了除却公文反映出的客观事实之外更多的想象余地，在文学上得到了更广泛的肯定。

古代公文在情感表达方面的成就，更是数不胜数。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汉武帝刘彻的《贤良诏》，表达了对治国之术“夙兴夜寐”的追求；晁错的《论贵粟疏》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掌权者的殷切规劝等，这些公文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感情倾向，提高了公文的审美价值及说服力。

除却鲜明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表达这些写作特点之外，古代公文同样“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在公文的浩瀚海洋里，只有包含了智慧光芒的水滴才能够在历史的炙烤下保持其生

命的流动性。在高中时代所学的课文中李密的《陈情表》一文与在大二上学期学习的《古代公文选读》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都堪称情理合一的上行文典范。公文中李密与触龙的说辞条理分明、逻辑结构完整、层层递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给后世留下了优秀的范本。

二、现代公文重质轻文

在现代公文的写作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其继承了古代公文中的一些闪光点，比如使行文简练的一些称谓用语，如：本（第一人称）、贵（第三人称）、该（第三人称）；承启用语：如为此、故此、就此等；开端用语：根据、据、依据、按照等等。然而，绝大部分现代公文呈现出议论性、记叙性文字较多，而描述性、抒情性的文字很少的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工作的日趋现代化，现代公文的语言规范更多地向世界性公文写作标准靠拢，使其特征产生了变化。

现代公文具有简洁凝练的特点。古代文言文中凝练的特色在现代公文中被熟练运用，让整篇公文意尽言止，丝毫不冗长拖沓。同时，现代公文将“表意”放在第一位，多用多级标题，并将一些双音节字转换为单音节字来运用。

现代公文具有庄重典雅的语言特征。在公文中仅采用正式的书面用语，而不会出现方言、口语等；其次，作为上传下达、公示的文字工具，因此现代公文多采用朴实、平易的笔调。此特点可以体现在词语方面和句式方面。在词语方面，有“宜…则…”的词语搭配，实词搭配虚词，目的性强，一般为政府机关普遍采用。在句式方面，则有如法规性公文中常用的“本规定自公布之日始实行”，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不容侵犯的语言张力，另有比较具有特点的“无主语”结构，让文字更加紧凑。这些都是为了使公文更加简洁明快、调理明晰服务的。

现代公文具有规范实用的特征，由于行文关系和处理程序的需要，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框架语言形式。这些词语词形确定，事务含义特定，功用稳定专门的语言就是公文专用语。同时，现代公文的功能性鲜明，具有特定的行文对象、行文关系和行文准则。如上行文中的“请示”类公文，一文仅书一事，要求内容简明扼要。

三、现代公文重“质”趋势原因分析

在前面两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古代公文和现代公文的特点，那么从古代到现代，“文”的特点在公文写作历史的选择中渐趋式微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将从政治背景与写作目的、文体界限的改变以及作者自身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是古今政治背景的不同，法治代替了人治。王充在《论衡》中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这是说古代君王通过公文来控制政府，从而来控制国家，这也就使上行文是为了皇帝的个人决策而写，下行文也具有了巩固统治的目的性。但现代中国社会是人民共和的法治社会，国家的重大决策由公民共同参与，加之公文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如执法、施政、处理事务等时使用的文字材料，公文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比较明确的法定关系，公文属

于公事公办，无需用文学色彩来增加公文的说服力。庞大且分工明确的政府系统需要通过公文来进行信息的传递，这也要求了现代公文要重视实际内容的条理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叙事、议论的简洁性，从而促进了现代公文“质”的发展。

第二是因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这对公文的文质改变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古代实用性和非实用性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公文是实用文体之一，还兼有学术、政论的功能，使之具有了美质的文学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的分割线，前者以审美为写作目的，而后者则为实用性而服务，公文便是实用性强的应用文之一。民国时期前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公文具有了统一规范的格式、文章结构和书面格式，使现代公文真正脱胎于古代公文，开启了现代中文“重质”之路。

第三，作者是古代公文文质差异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首先，受到古代道德教化的影响，臣子在公文写作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为维护正统愿肝脑涂地的情怀。其次，公文的作者常常是“学而优则仕”的文学家，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目的的需要，不自觉的采用文学作品的笔法来撰写公文，展示自己的才华。如古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

然而在现代公文的撰写中，作者并不需要也不具备很高的文学素养，一些法规性、既定的程序性公文通常由同一人士操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适用性，在这样的公文中，主观因素被压缩至最小，难以体现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或者情感倾向。其次，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秘书、行政助理学科的日渐完善，下行文一般由秘书和助理代笔，或许内容上无可指摘，却因为身份地位的局限性，难以迸发出真情实感。

四、如何看待现代公文的“重质”趋势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体制、既定文种现状和写作作者产生机制的不再重现，现代公文重“质”的演变趋势不可逆转。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对过去的研究中汲取出对于我们而言最为有利的精华部分，并将其利用到我们将来的公文写作工作中。

首先，我们要正确看待现代公文的发展趋势——重“质”的不可逆转性。客观上，现代公文的确不适合具有过多的文学色彩。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高效率、快节奏的信息时代，现代公文作为管理事物、上传下达的有效工具，必须具备高度的实用性、简洁性和凝练性，将时间成本降至最低。

其次，我们也需要正确看待这样的演进结果——并不是说更注重“质”的完善就厚古薄今地放弃了古代公文的向阳面。不容质疑的是，正是因为应用文体和文学作品之间的文体分离引导公文写作踏上了一条独立的，规范化、机制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虽然削弱了公文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令人遗憾，但它也为公文写作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