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一)

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一)一、岭南学术之本色中国学术文化，本起于黄河流域，东晋而后，始南移于长江流域，故在宋元以前，岭南尚无学术文化之地位。

虽然唐时有张九龄，宋时有崔与之、李昂英、余靖，均一时人杰，然亦仅如沙漠中之水泉、之嘉木，寥寥无几。

岭南文化之由中原移入，尽人皆知，东晋、南宋两代，除因异族侵凌，中原板荡，而至大规模移民之外，其与岭南文化有绝大关系者，则为历代之谪宦。

自六朝以来，流徙岭南之显宦，多不胜书，如南朝谢灵运之流徙广州，唐朝宋之问之贬钦州，李邕之贬钦州，韩愈之贬阳州，贬潮州，刘禹锡之贬连州，牛僧孺之贬循州，李德儒之贬潮州，贬崖州，宋朝寇准之谪雷州，曾布（曾巩弟）之谪廉州，郑侠之徙英州，秦观之徙雷州，姚铉之贬连州，苏轼之贬惠州，贬琼州，苏辙之贬雷州，李纲之徒雷州，张浚之徙连州，赵鼎之徙潮州，岳飞家属之徙岭南，明朝高攀龙之谪揭阳，汤显祖之贬徐闻，均为其最著者。

诸人流徙南来，虽时间久暂不同，（其中暂者一来即去，久者如张浚，居连州20年，赵鼎居潮州8年，李纲一再流滴，居琼州8年，）然无论如何，对当地均有极大影响。

如三国时之虞翻，以忤孙权，流徙来岭南，虽处于罪放之中，而讲学不倦，居岭南十余年，门徒常至数百人，后来之光孝寺，相传即虞翻故宅；又如姚铉，贬连州，尝采唐代文章，编为文粹，好事者于县中建楼，以贮其文稿，官属多遣胥吏抄录；又如郑侠，以绘流民图著名，贬英德，英德人民无论富贵贫贱，皆加以敬事，遣子弟从学，皆其一例。

至于韩愈、苏轼二人，在谪宦中与岭南关系最深，影响极广。

由移民与谪宦之两重关系，可知当时岭南之所谓教化，完全起于一班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而施被之于山陬海滨之野民。

岭南各书院各祠宇所奉祀之先贤，最普遍者为苏轼、韩愈、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可见他们对于岭南教化之影响。

此种教化，吾人无以名之，姑名之曰“遗民教化”。

所谓遗民教化，即羁人谪宦与孤臣遗老之文化产物，经海滨野民接受之后，从而产出之一种学术。

此种学术，亦自然而然有一种异样色彩。

此种色彩与理学最接近，故岭南学术，经过一番遗民教化孕育之后，即结晶于理学。

吾人曾言，岭南在宋元以前，无学术之可言。

岭南有学术，且足以树立，实始于明代，始于理学。

而明代理学之柱石，在岭南则为陈白沙与湛甘泉两位先贤。

明代理学，最初承程朱之旧，无甚创获。

几位大儒，无非恪守宋人之说，未尝反省理会，推见至隐。

此种理学，不过宋儒理学之遗绪耳。

明代理学之真能卓然树立，第一是陈白沙之功，第二则为王阳明之功。

黄梨洲云：“有明儒者，不失其矩ｙｕē＠①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白沙）而始明，至文成（阳明）而始大。

”又言：“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

”又言：“先生（白沙）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独开门户，超然不凡。

”（见《明儒学案》）。

即此数语，已足见陈白沙在明代理学上之地位。

白沙最初就学于吴康斋。

康斋为有明一代之大儒，一禀宋人成说。

以白沙之天才，自不能恪守师传，一成不变。

故其自述学问造诣之最精要处，完全由一己摸索得之，而青出于蓝，至其后另成一白沙学派。

据张东所（白沙门人）述白沙为学云：“先生自见聘君（康斋）归后，静坐一室，数年未之有得，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盖主静而见大矣。

由斯致力，迟迟至20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假人力，无动静，无内外，大小精粗，一以贯之。

先生之学，自博而约，由粗入细，其于禅学不同如此”。

白沙主静，其教人亦以静，言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

以其主静，故主自然自得。

黄梨洲云：“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

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可见其推尊之至。

至如何可以“自得”，则须有觉悟。

人只争一个觉字。

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

然如何能觉悟，则在能怀疑，故特别提出一个疑字，此为其见解胆识过人之处。

据其所言，疑而后问，问而后知，知之真则信矣。

故疑者，进道之萌芽也。

又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疑者，觉悟之机也。

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章初学时也是如此，更无别法也。

其对门人陈秉常，示以自得之学，云：“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

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可见其不独富于怀疑精神，而且以此种精神，灌输于其门弟子。

白沙门弟子大都能禀承师说，以虚静自然为宗。

门弟子中，最著者为湛甘泉，当时与王阳明齐名，旗鼓相当，彼此均为崇仁（吴康斋）之再传弟子。

（甘泉学于白沙，阳明学于娄一斋，均为崇仁门人。

）甘泉与阳明，本极相善，其后讲学，各立宗旨。

甘泉门人，虽不及阳明之盛，然王湛两家，互通声气，当时学于甘泉者，或卒业于阳明，学于阳明者，或卒业于甘泉，亦犹朱熹与陆象山之门下，互有出入（见《明儒学案》）。

阳明讲学宗旨，为“致良知”；甘泉讲学宗旨，则为“随处体认天理”。

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由是甘泉门人，亦分为二派，一派为吕巾石等，反对王学；另一派为唐一庵等，调和王湛，谓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

当时王学声势极盛，然与之颉颃者，除南方湛甘泉之外，北方尚有吕泾野一派，成鼎峙三分之势。

甘泉门人，不限于岭南，从游者殆遍天下（学案语）。

所以阳明之门人，亦由姚江而达于闽粤。

粤中王门嫡派为方献夫与薛中离，而尤以中离为最着。

中离虽非甘泉门人，然极尊崇白沙，曾上疏请以白沙从祀孔庙。

甘泉对于白沙之学，鞠躬尽瘁，先后任南京吏部礼部兵部三部尚书，精神又健，岁九十犹作南岳之游，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凡南京、扬州、贵池、衡山、罗浮、西樵、广州、增城，无处不有其所建之书院，故岭南之理学，十之八九为白沙甘泉之学。

至于诗文，亦不免受理学之影响。

明初，岭南之文风，起于南园之五子。

所谓五子者，一为孙＠②，一为王佐，一为王哲，一为李德，一为赵介。

最初由孙＠②与王佐为之倡，结诗社于广州城南之南园，开抗风轩，以延罗一时之名士。

此五子者，孙＠②（仲衍）即为理学家，承宋人之旧，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闽之学。

李德（仲修）本为经生，晚年亦以理学为归宿，潜心伊洛，足见南园诗社中，理学气味之重。

自孙＠②等于洪武间结社南园，开粤中一代风雅，其后复有黎民表（惟敬）、吴旦（兰皋）、李时行（少偕）、梁有誉（公实）、区大任（祯伯），重振诗坛于南园，称后五子，与前五子后先辉映。

此后五子均出于黄佐（泰泉）之门，而李时行则并出于湛甘泉之门。

当时粤中理学，风气极盛，湛王之学，分门立户，各设书院，珠江流域传白沙之学，由甘泉主之；韩江流域传阳明之学，由薛中离主之，而势力则以前一派为最大。

于此两派之外，复有黄泰泉一派。

泰泉之学，承宋人之旧，以程朱为宗，惟对于理气之说，独持一论，教人以博约为宗旨。

其时阳明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

泰泉与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之旨，几次辩难，故与阳明不合。

泰泉之学，在粤中理学，可称别派，故在明儒学案内，列入诸儒学案之中。

其时甘泉、泰泉，讲学东南，远近从游者极众。

李时行先后及门，而其他四子，均出泰泉之门。

足见南园后五子，其理学气味，又比前五子为重。

总之，自白沙、甘泉而后，粤中文士，几无一不受理学之熏陶，而所谓理学，又自然大部分为白沙之学，此种影响，直至清中叶而未已。

明亡，岭南学术似有一转变，然其实只为一时之表现不同，非完全脱离理学。

广州城北之白云山，有云淙别墅，建于陈子壮。

当时陈子壮以礼部侍郎，投疏南归，特辟此别墅。

名流区怀瑞、曾道唯、高赉明、黄圣年、黎邦ｊｉāｎ＠③、谢长文、苏兴裔、梁佑达、陈子升、区怀年、黎遂球共12人，吟咏其中，修复南园旧社，此为后五子之后，南园诗坛之重振。

明亡，陈子壮与黎遂球死事最烈，所以后来之岭南诗人，如邝露（湛若）、屈大均（翁山）、陈恭尹（元孝）、王邦畿（说作）、吴猷（呈伟）、梁观（器甫）、伍瑞隆（铁山）、赵＠④夫（裕子）、梁观（ｙoｎｇ＠⑤若）、薛始亨（刚生）、彭睿ｇｕaｎ＠⑥（竹本）、高俨（望公）、张穆（铁桥）、陶璜（甄夫）、王应华（园长）等，激越苍凉，为当时之最着。

屈翁山为岭南最伟大之诗人，曾一度剃发为僧，国亡后，行径更为奇特，忽儒忽释，往来荆楚吴赵燕齐秦晋之乡，遗墟废垒，揽涕而过。

性固任侠，故其诗汪洋浩瀚，格调远在清初诸家之上。

岭南之有屈翁山，犹吴赵之有顾亭林、黄梨洲，不过翁山为诗人，而顾黄则为学aｎ＠⑦修独行，其作风大约与王船山、孙夏峰、李二曲、傅青主诸人，较为相近。

此外，尚有陈元孝，为陈邦彦之子，即世人所盛称之独漉先生。

ｙaｎ＠⑧野（邦彦）之学，本为岭南所宗，前后受业者凡数千人，影响一代文风，至为巨大。

其后ｙaｎ＠⑧野尽忠，独漉之诗，自然满纸国家之痛，其吊崖山之作：“海水有门分上下，崖山无地限华夷”之句，至今犹为人传诵。

由此，可见明亡以后，岭南诗人大都为民族诗人，终清一代，岭南虽未掀起大文学狱，如胡中藻、戴名世、曾静、吕留良诸人之案，然民族精神之表现于文字上、艺术上，则不能掩。

此又为遗民文化之一种表现，直接间接均与理学有关。

士大夫平时则谈理学，国破之时则讲复仇。

理学在平时则讲语默言动，天命理性，至国破之时则讲舍生取义，慷慨成仁。

此为一体之两面，其一为常态，又其一为变态。

慷慨复仇，舍生取义，此种情绪，只有在特别环境中方能表现。

至环境变迁，事成过去，此种情绪，即又归于静止。

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至其时，天命理性，存养省察，语默言动之理学功夫，又复出现。

如是，岭南在清一代，遂又继承前明一代之理学系统。

白沙甘泉，一脉相传，延绵不绝。

由明初以至于清中叶以后，五六百年间，岭南文化，完全呼吸于理学氛围之中。

而所谓理学，又十之八九为白沙精神所支配。

至此，吾人须一谈清代岭南在学术上之位置。

事实上，除明成化以至明亡之一段，又除白沙、甘泉二人之外，岭南在学术上实无地位，不过在清一代，益显其落后与贫瘠而已。

查中原各地，自顾炎武、胡渭、阎若璩诸人之提倡，再加以惠栋、戴震诸人之开拓，百余年间，学术彪炳一时，此真可称为中国学术之复兴，经学、史学、天算地理、音韵、训诂，任何方面，均有开创，其间大儒，多至不胜枚举。

即舍经学而言文章，其中古文家如桐城阳湖诸人，亦声华赫赫，足与经学大师旗鼓相当。

而返观岭南，则对此一若毫无关系，始终处于学术圈外。

此一二百年间，广东既无大师，亦无巨著，直至阮元来粤，开学海堂，提倡朴学，然后风气为之一变。

何以广东如此落后，如此贫乏，其中最大原因，当为地理关系。

盖其僻处五岭以外，南北隔绝，为中原文风所不到，自有史以来，即已如此。

此外，尚有一真正原因，关系非小，吾人绝不能忽视。

此则为理学之关系。

而今试再谈理学（主要为白沙理学）。

贾朴跋《明儒学案》云：孔孟之学，自秦汉以来，穿凿支离，汩没于训诂章句之间，赖有大儒辈出，求之于心性之际，而证其所为独得者，在宋则有周程张朱五君子，在明则有康斋白沙姚江诸儒，冥搜静悟，宗旨炯然，其间虽不无异同之见，而其求至于圣道，则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