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剖析

中国文学批评史听课笔记第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一、学科建立之前的发展概况：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上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但此前的学术史也不容漠视。

正是由于前人成果的点滴积累，这门学科才能在本世纪的学术氛围中汇成江河，并形成滔滔奔涌之势。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的研究史，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在《序志》篇中对曹丕、曹植、应瑒、陆机、挚虞、李充、桓谭等古人的批评理论进行过评价。

钟嵘《诗品序》对前人与时人的文学批评也有简要的评断。

历代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批评著作的研究持续不断，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批评学术史的发展。

不过，研究文学批评学术史最为简捷的路径，是从目录学入手。

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一般认为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作为“自觉”的标志之一就是两部批评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的出现。

因为它们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所以从它们的分类归属可以看出目录学家对这类著述的基本态度。

最初著录它们的正史《隋书•经籍志》将之与《文选》、《玉台新咏》同归入集部总集类。

《隋志•总集后叙》认为总集是作为一种创作范本而汇聚成钞的。

《隋书》约成于公元656年，因此可以说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古代的目录学家对于文学批评类著作已经予以重视。

以今人之眼光，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归入集部总集类不免庞杂，但由于早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多结合大量的文学作品进行演绎，如钟嵘《诗品》对汉魏至齐梁五言诗的品骘，刘勰文体论的“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都是与作品同步进行的。

所以《隋志》将之划入总集类，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文论著作性质的认识。

自《隋志》将刘、钟二氏著述列入集部后，传统目录学便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

但是归类却是不断趋于细密和科学，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首次将文学批评著作从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

“文史”类是后来诗文评的先驱，它第一次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文学批评独立性的自觉意识，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分析设立“文史”之目的缘由说：“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

”这种说法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正是诗话文评著作大量出现，才促使“文史”类在目录学中的确立。

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而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且范围也更为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目录学家除了在分类上渐趋纯粹和周密外，对于分类的原因和各类的特点也多有阐释。

宋人对文史类著作的评论，标志着他们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性质和特点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

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像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

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中更细分“文史”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评诗”类全文收录钟嵘的《诗品》，“评文”类主要引述经部、诸子、史传及文集中有关评论文章之语，“文章缘起”类则以任昉的《文章缘起》为主。

诗评、文评类的出现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明代是社会经济和文学创作发展比较迅猛的时代，明代的图书业也因为印刷技术的提高而空前发达。

一些有名望的藏书家几乎都撰有家藏书目，如高儒的《百川书志》、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等不下十数种，再加上官方的《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数目就更为可观。

对于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归类，明人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过程，除了少数几部书目如《百川书志》等承宋人之例，继列“文史”类外，大多将郑樵《通志》中新设的“诗评”加以移植和变化，显示在文学批评学术归类上度越宋人的趋势。

明代的目录学家除了在区别文、史上突过前人，在诗文评本身的划分上也不断趋于细致和科学。

如《澹生堂藏书目》在诗文评类下又分“文式文评”和“诗式诗评”等小类，将《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归入前者，而将大量诗话诗格著作归入后者。

显示出不仅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史有比较明确的体认，而且对各分体学术史也有相当自觉的认识。

明人分类的多元化，实出于学术之考虑为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文评”的确立已经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呼之欲出了，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时，“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提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术史研究的水平。

《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录书凡五百二十四卷。

《四库全书总目》还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对诗文评的主要类例和特点也有了粗略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

《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

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师承，为例各殊。

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邠《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

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

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

《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

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这段不长的叙述，既总结了古代诗文评的五种主要体例，也勾勒了古代诗文批评发展的主要线索，俨然是一篇简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而《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提要大体把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著作与批评家、主要的史实概括在内了。

假如我们把它加以排列，则大体完成一部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雏形。

考察一下诗文评著作在古典目录中分化演进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集部中的分类先后经历了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

虽然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次序本身就隐含着彼此间价值的高下，而且在集部之中，与总集、别集相比，诗文评又似乎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

但它历经沧桑，最终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晚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成一时之盛，“五四”前后史学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与日本的史学观念、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极大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学史学。

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林传甲、黄人、刘师培等人所撰的通史，更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股文学史的编纂浪潮自然也影响和刺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

当时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陈中凡、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都是当时声望颇著的文学史家，所以文学史编撰对文学批评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外学术交流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曾于1916年来华留学两年，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对批评史的个案研究已经起步，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批评史的研究文章，铃木自然受到一些濡染和启发。

1925年铃木出版《支那诗论史》，由日本京都弘文堂刊行，并很快由北新书局易名为《中国文艺批评史》出版了汉译本，比国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要早出两年。

而且该书的一些主要章节早在1911年至1920年间，就以论文的形式付诸报端。

虽然铃木此书仅涉及诗论，对宋金元的论述也过于简略，清代嘉、道以后尚付阙如，但作为一种史的考察，其对国内批评史研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传统和现实的多方启迪下，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韵低潮期。

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1．形成发展期：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式形成。

陈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时代为纲，或以文体为序，前后不同如此，很难说已建立起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系。

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

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

然而，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

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1927年至1940年短短十余年间，陈著再版达六次之多，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相继推出了好几部有力度的著作，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与陈著的影响是有关系的。

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

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1934年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罗根泽的同名著述(周秦至六朝)以及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同时出版，一时云蒸霞蔚，使中国文学批评史顿呈显学之势。

40年代中后期，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著下卷、罗著隋唐五代分卷陆续推出，使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热潮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穴。

综观这一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其贡献主要是在新的文学观和史学观的指导下，对古典文学批评的原始文献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整理，对批评史上出现的一些重要批评家和批评专著以及有关的命题、范畴作了还原性的考核与阐释，并初步构筑了近代性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体系。

但由于受到整个学科研究基础以及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制约，在本体阐释和价值评估上缺乏深入的开掘。

内容上侧重对儒家文学理论的整理和分析，而佛、道两家基本不受重视或干脆付之阙如；在文体上以传统诗文为主，而相对忽视宋、元、明、清以来颇有成就的戏曲小说理论；在著述体例上或以问题为纲，或以时代为界。

各自为营，各自擘划，自然也各有所得各有所失。

这一方面与外来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沾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譬如在文体上，诗文一向处于传统文学的正宗地位，诗文评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批评的主流。

而早期的批评史研究者又大多经历了从晚清到现代的政治变革，他们深厚的国学根柢虽然经受着20世纪初新鲜空气的吹拂，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的转变毕竟是需要假以时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