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轼的旷达精神

浅析苏轼的旷达精神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姓名：陈泳准考证号：************摘要：苏轼的豪放词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他的婉约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

而最能代表他深刻思想和宽广胸襟及性格特征的则是他的旷达词。

旷达是苏轼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文章从苏轼的旷达着手，分别从苏轼旷达的本质，豁达宏通的性格底色，人生的体验剖析其内涵。

关键词：苏轼旷达阔达宏通人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继北宋欧阳修之后的文学巨匠，他使整个北宋文坛乃至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历史为之灿然，可称为千古第一人。

他不仅作为“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令世人敬仰，而且更以其别样的人生态度向世人展示出独特的魅力，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踏入仕途后，早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属于旧党，后因诗谤之嫌，逮捕入京，终遭贬谪。

晚年因新派得势，黜废旧人，他又以旧党关系，远谪海南的儋州（今海南儋县）。

在生命最后一年（1101年）写的《字体金山画像》一诗中，他平静地对自己曲折的一生做了这样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诗中可见诗人已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归于无欲无求境界，回首一生；他觉得正是在三次被贬之地成就了自己的功业。

能如此豁达看待自己多舛命运的人，该会有怎样旷达的人生境界呢？一旷达，是一种放任的、达观的人生态度。

它指的是一种超然物外、洒脱达观的审美情趣。

旷达的内涵就是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苏轼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使他一方面摆脱现实社会人生的束缚，以超脱的心态去体会外物，书写人生。

另一方面，促进它对人生形成真正的领悟，探求生命的意义，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求无限的久远的存在价值。

这两个层面的人生境界，在他的人生征程中有重逢的体现。

苏轼的一生，无论是做官还是被贬都在为国家尽心尽力。

他不善藏锋，指斥时弊，敢做敢为。

他的耿直方正，又偏好用文字来表露，基于这些原因，他屡遭排挤、贬谪和外放。

然而苏轼均能以旷达的情怀化解悲苦，乐观面对。

无论在何种境地，都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自解宽心，心中永远憧憬着美好的前景。

无怪乎他可以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来轻松地总结他充满艰险困苦的贬谪生活。

这种高尚的人生境界，如果没有十二分的修为，是难以企及的。

苏轼文学上的成功，就是以旷达作为其深厚底蕴的。

苏轼旷达精神的精义就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这四句话。

他给苏辙的信中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以介怀。

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中廓然无一物。

皆吾作乐事也。

”（《与弟子由书》）他追求的是超功利、超世俗的人生境界。

第一层面就是对世俗人生的解脱，从名利、穷达、哀乐等等中摆脱出来。

第二层面就是达到自由的境界。

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够找到生命的可喜之处，在朴素无华之中得到精神的愉悦，这就是旷达的境界。

从上述话语中，可知苏轼旷达精神的最高层次是超越现实的解脱，并且追求生的目的。

这一目的就是旷达精神作用于的结果，是旷达的精髓。

旷达是苏轼精神品质的主要方面，它与历代文人的旷达都有不同。

阮籍的疏狂放浪，李白的恃才傲物，欧阳修的玩赏生活，都是个人面对困厄时的精神状态。

苏轼与他们不同，他的旷达究其本质是为了积极进取，建立功业。

但是，旷达究其本质是为了实现他毕生从未放弃过的救时济世的理想。

从苏轼的思想构成来看，他是能够将儒、道、佛三家融通唯一的极少数文人之一。

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

良好的儒家教育，使苏轼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终生不渝。

《与李公择书》说：“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

”因而他虽怀有回归田园之志，君恩未报、壮志难酬却是他一生的遗憾：“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

”但是儒家思想也教育他“穷则独善其身”。

《论语·先进篇》有一段文字，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向，子路、冉有等人都说了自己要从政治国之类的理想。

轮到曾点时，“‘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儒家的教义含有忠君爱国，还包括对自我人生的完善。

他们也会任性逍遥，追求摆脱束缚后生命的自由勃发。

因而，苏轼能够在艰苦中自解宽心，达观地度过失意时期。

“苏轼的一生，并未‘退隐’，也并未‘归田’，但他通过诗文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归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佛老思想，也对苏轼影响颇深。

佛教教义深广，苏轼取其积极有为处，追求“静”和“达”。

“静”，就是祛除杂念，以淡泊虚静的心怀包容万物；“达”，就是破除执念，以超脱之态对待万物。

通过佛家，他了悟了生命短暂，富贵难久，故而从世俗中解脱，用一双慧眼看世界，用一颗达观的心面对世界，圆融无碍。

道家的“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

真人就是独立外物之表，不为外物所役，不为世俗利害所污染，有一种清净纯洁的心灵。

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同于流俗，超脱于世俗。

苏轼的乐天知命思想来源于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观点。

知命，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尽人事直到无可奈何而后已。

乐天，是一种无信誉外物，不受外物所累，随遇而安的处世观因而，素食一生既能竭尽人事，又能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

二豪放从表面看来，似乎是作者性情的一种特质，苏轼也确实如此。

但是，作品所呈露出来的某种风格却并非与作者的性情直接对等，如因为苏轼词有豪放一体，就判断此出于苏轼豪放的个性，这样的判断，未免过于草率和简单。

豪放实则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究其根里，则来自于作者深厚的个性底色，这个底色，用“豁达宏通”来表述，则更足以当之。

譬如“豁达宏通”是全海，豪放只是海面之波而已。

人之性情，各有秉异。

苏轼之胸怀，固有其天生开阔容物的一面，然若非经历一番人生历炼，则不能够达到其后任天委命、通达放旷的境地。

从根源而论，“豁达宏通”的形成，是先天与后天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后天因素的加入，使得苏轼作品中所表呈的风格更为显豁。

我们如果细检苏轼贬谪时期所作诗词及其与友人的尺牍，最能真切感受到他豁达宏通个性中的几种质素：其一表现为当下安顿的态度，其一为无往而不乐之境，其一为自小我而大我的放达与执著。

我们沿此途径，始能够较深入地了解苏轼旷达之境。

苏轼不是徒然谈空说有之人，他的反思，是全拿来用到践行中去的。

苏轼首先从思想上把自己的贬谪当成一种休息，把自己的身份淡化，继而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与人交往的情意和领略自然之美。

苏轼是一位具有丰富生活趣味的人，即使在困蹇之中，他看待具体生活的眼光亦不会枯寂。

如他在黄州时，因物质上的入难敷出，便效友人发明了一套节约开支的可行办法：“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

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

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此贾耘老法也。

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

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在与平常百姓交往的时候，也不以自己以往的身份骄人。

正如唐君毅所言：“（一切概念的东西，）包括我们预定的计划目标，用以联系人之抽象理想，用以衡量人之抽象标准、成见、习见等。

这些东西在我们求与人有真实接触时，都应一切放下。

惟有此放下，而后我与人才有彼此生命间直相照射，直相肯定，而有真实的了解。

此事似易而实难。

”①苏轼这样的放下，果然得到了大自在。

甚而在黄州他被醉酒人推骂而窃以为喜，因为他曾经的身份标识在此刻已被取消，人与人的关系趋于原始状态的平等，这正是此时期苏轼孜孜以求的。

这种貌似放低自己的态度，实则是更真实地体验人生的一种取径。

在后来的贬谪地惠州、儋州，他皆以此种态度与人交接。

惟脱开现实种种外加的身份束缚，人生始上升为一种审美的境地里。

除了人情的醇厚给他带来的愉悦，自然界经过他审美目光的洗礼之后也别具一番风味，如《与王庆元》（之五）云：“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云涛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

”这里面当然有他本身对事对人所具有的浓厚情味，而更重要的在于他“放下”的态度，使得他每于所在之地都能够取得一种与当地山水以及邻里乡人的“同情”，心安顿于此，而对未来的处境不念念希求。

三个质素中有一个是自小我而大我的放达与执著。

自小我向大我，须是一个自我反省和践行的漫长修为过程。

旷达与执著，是这个过程中的表现形态。

东坡能够即时放下，达无往而不乐之境，是就其旷达的一面而言的。

但是东坡的高处，还在于他同时能够有所持守，能够做到放而不虚诞，这其中当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苏轼离黄州时候曾写信给千之侄：“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

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

”（《与千之侄》之二）一方面以放开的心态看待世事，“万事委命”；一方面强调“直道而行”、“独立不惧”的精神。

唐君毅在《人生之体验续编》一书中指出：“天才人物的道路，首表现为超越俗情世间的精神，这个精神须与自然世界俗情世间裂开。

裂不开，其天才不能露出，不能向上面世界远游。

即裂开，则须与俗情世间的人作战，而在现实上失败，承担此裂开的罪过与苦恼者，一定是他们自己。

”②如此超越俗情世间、独立不惧的精神贯穿东坡生命始终。

需注意的是，苏轼所屡言之“委命乘化”，并非一般所谓的消极含义，《庄子·大宗师》云：“化则无常。

”因而，对待无常之化的态度应是“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所谓乘化者，即“无所用心，一切皆安待其所不知之化而随之为化而已”③。

人生有忧也有欢，苏轼把人生看做是忧欢循环的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平静地享受着其中每一次波动带来的感受，这种平静的获得是以苏轼博大的人格和自觉的态度为底色的。

三面对人生的诸多缺憾，苏轼也有常人的痛苦和烦恼，与众不同的是苏轼能挣脱烦恼。

西方哲人海得格尔曾说“心境愈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

苏轼发现了现实人生的缺憾后便力图去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自由。

苏轼深知人生自由的获得，需要对世俗的超越，不为外物所累。

他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后，就努力让自我的心灵归于自由，归于宁静。

正是出于对人生苦难的超越、对人生自由的向往，苏轼才从内心深处唱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浩歌；才面对人世间一切苦难表现出处变不惊、泰然平和的超人心境。

作于神宗元丰五年的那首《定风波》是其最好的表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