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多重意义分析(刘思敏百度文库)

黄金周多重意义分析

刘思敏

（北京100740中国旅游报经济编辑部）

摘要：

本文认为，黄金周存废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争论，与其本身的多重身份和社会作用有着重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其多重身份和作用相互交织，而在每种身份和作用上又都不是那么完美，因此“废黄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废除黄金周的理由，而“挺黄派”也能从每个角度都找到黄金周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

黄金周多重性假日制度旅游博弈政治性经济性

自1999年国家开始推行黄金周长假制度开始，中国社会好似开启了一道休闲的大门，人们豁然发现，有假期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于是开始筹划假期中做什么：出游、探亲、休息……黄金周的推行，以实际的举措让公众体会到了长假的重要性。

随着黄金周的逐年实行，黄金周本身的弊端开始逐步显露出来——大量民众出行所造成的交通困难、部分工人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而无法休假所呈现的休假制度不合理、由集中出游所导致的景区门票上涨、服务质量下降、生态环境遭破坏，以及由于政治性节日和功能性节日数量过多、时间过长而导致的对传统文化节日的漠视等等问题。在诸多负面问题日渐凸显出来之际，人们开始试图理性地分析黄金周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于是，废除黄金周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力挺黄金周的呼声也越喊越高。这一激烈的争论过程，可以说与黄金周本身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不相上下。黄金周存废之争目前已经暂时落下帷幕，政府作为最终裁判，以一种妥协的方式终止了“五一”黄金周，保留了“十一”黄金周。

黄金周本身承载了诸多因素，并不单单是一个技术性的制度安排，也不仅仅是一个为了彰显国家权力的政治节日，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时间。在本身多重意义的基础上，黄金周又随着深入的执行而带动了其他因素的活动速度，如旅游、地方文化复苏等……反过来，旅游、地方文化复苏，又给黄金周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因此，可以说，黄金周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争论，与其本身的多重身份和作用有着重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其多重身份和作用相互交织，而在每种身份和作用上又都不是那么完美，因此“废黄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废除黄金周的理由，而“挺黄派”虽然从每个角度都可以找到黄金周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承认，目前的黄金周运行中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因此需要更好的调整，但调整的方向绝对不是直接废除。

在本文看来，黄金周的争论可以从政治性、经济性和神圣性三个角度来讨论。当然，黄金周作为一个综合体，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是相互交叉的，没有哪一方面是在单独起作用，为了论述的方便与清晰，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讨论。

一、政治性：权力与利益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集权制的传统，制度和方案的实行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过程，通过国家的推动而得以实施，因此在制度和方案实施的最初，都是具有政治性的。虽然随着民主化、市民化过程的逐步推进，这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正在逐步改善，但不可否认，它依然是目前我国社会运行的主要逻辑。黄金周也是如此，也是通过政治（行政）行为而诞生的，从推动黄金周的国家旅游局到发改委、国务院，都代表政治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执行是单向的，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通常具有多重维度。

1、中央与地方

中国历来有集权制的传统，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运行方式，但地方从来都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既有自上而下的阶层关系，也有相互的依赖和制约，即使在集中和动员能力及其强大的当代中国。黄金周制度，最初随着国家的颁布而在全国实施，并没有遭到什么反对，这主要是因为更多的假期并不影响地方社会的利益。而在“五一”黄金周被叫停后，各地区却争相呼吁恢复“五一”黄金周，并在人大、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提案，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

府看到了黄金周给地方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虽然国家已经下令停止“五一”黄金周，各地都长期保持积极争取的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博弈，显露无疑。

“五一”黄金周的叫停可以说是国家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实际上是一种妥协。但这种妥协立场，直接危害到各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地方社会在“五一”黄金周被叫停后，一直积极争取恢复。

2008年是取消“五一”黄金周后的第一个“五一”假期，人们平静地度过了一个短假期。这可以看作是各方对废除黄金周效益的冷静观察，也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对国家决策的顺从和尊重，所谓法不能朝令夕改，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在国家颁布执行废除黄金周的第一个假期就进行反抗。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此妥协。

2009年政协两会上，很多地方代表委员都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提案，尤其是广东、广西、云南、陕西、重庆、浙江等地的代表委员。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张希钦在小组讨论中提议，应该恢复“五一”黄金周。对此，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刘晓军表示，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恢复“五一”黄金周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可以试点恢复。在这个基础上，广东省积极筹备试点恢复“五一”黄金周，各地在广州的带领下也跃跃欲试。当然，最具轰动效应的广东高调宣布试点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尝试最终还是夭折了，但这个过程还是值得反思。

首先，地方在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政协提案、地方申请，都是地方发出自己声音的主要方式。因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面对国家法令时，并不是无条件地被动接受。但从这个渠道来看，各地在与中央博弈的过程中，是以遵从国家（中央政府）的领导为前提条件的，是在体制框架内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其步骤和方式都不违背国家的治理规则。甚至可以说，在政协会议之后，各地积极恢复“五一”黄金周的举措，也不是地方政府自己一厢情愿的举措，从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所说的“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恢复‘五一’黄金周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可以试点恢复”中也可以找到依据。

其次，中央政府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导地位。虽然在各地试图恢

复黄金周的筹备过程中，中央政府都没有明确表示出反对意见，但在广东省采取实际行动，将地方试点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方案发布之后，中央政府发布了声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禁止任何地区自主恢复“五一”黄金周，于是，地方试点的希望也在黄金周到来前夕破灭。这个过程显得很仓促，也很让人始料不及，但正是这种仓促和始料不及，才彰显出国家在面对地方时在行政上的绝对权威。

2、民主与集中

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在各人民团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行国家权力。因此，从字面意思上说，我们可以这样看，集中角色主要由中央政府扮演，而民主角色主要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扮演。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正是中国式民主的最佳诠释。因此，历次关乎黄金周存废的关键时期都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在这个时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以提案的形式将黄金周存废问题提交大会，并引起媒体关注与讨论，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央政府决策。历次废除黄金周的提案都是在两会上提出来的，因此随着提及人数、次数的增多，为了回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为了体现我们政治体制内的民主原则，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回应——对黄金周做出妥协的处理方式，废除“五一”黄金周，继续保留“十一”黄金周。

但不可否认，民主的类型也有多种多样，对于一个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给予高度重视和充分回应，是政治民主的高度表现；但对于一个政治过程而言，体制只是一种载体，体制保证的对象才是目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采取一种制度，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不否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是先辈们设计的适应中国国情的体制，这种制度本身也不禁止个人在通过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发表言论，事实上，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个人的立场是否代表人民的立场。

我们可以看到，“废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一位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从职业上讲，他们都是人民教师，享有两个较长的寒假和暑假，没有普通工人享受不到假期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