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政治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

1．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像社会的一般现象一样，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为了改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社会赖以生存的法则。这些法则不受人们的偏好的左右而起作用，人们要向它们挑战，就要冒失败的危险。

现实主义固然相信政治法则的客观性，同时它也必须相信有可能建立起反映这些法则的合乎理性的理论，无论这种反映多么不完善和片面。因此，它也相信在政治中区分真理和意见是可能的——真理是客观上和理性上真实的，以事实为依据的，靠推理阐明的；而意见只是主观判断，是脱离子实际的事实的，是受到偏见和臆想影响的。

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努力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政治理论中，新颖并非一定是优点，古老也并非一定是缺陷。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政治理论(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理论的话)，因其从未听说而容易造成人们对它的正确性的怀疑而不是欣赏。一种政治理论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如权力均衡理沦的请况——并不能得出它必然过时、陈腐的推断。政治理论必须接受推理和经验的双重检验。因为一种理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成熟而把它抛弃掉，这种作法提出的不是理性的论点，而是一种认为现在理所当然地优于过去的现代主义偏见。把复兴这样一种理论说既是“追求时髦”或“赶风头”，就等于设想在政治问题上我们只能得到意见而得不到真理。

对于现实主义来说，理论在于确定事实并通过推理赋予它们以意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检验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和这些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才能得到确定。这样我们能够发现政治家实际做了什么，并从他们的行动的可预见的后果中推测出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什么。

然而，只检验这些事实是不够的。要使外交政策的原始事实材料说明问题，我们必须用一种推理的提纲去按近政治现实，这个提纲就是为我们提示外交政策的可能意义的一幅地图。换言之，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必须在某种条件下解决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政治家的位置上，并问我们自己，在这些条件下处理这个问题的政治家有哪些可供他挑选的合理的选择方案(假定他总是理性地行动)，并且在这些条件下行动的这个特定的政治家可能从这些合理的

方案中选择哪个。只有把这一理性假说放在实际事实和它们的结果中进行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的事实以理论意义。

2．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这个概念把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的推理与有待于理解的事实联系了起来。它使政治成为行动和知识的独立领域，从而将它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它是由财富界定的利益概念而得到理解)、伦理学、美学或宗教区分开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理论都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将政治的和非政治的事实加以区分，也无法给政治领域带来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系统化。

我们设想，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而历史事实证实了这一假定。这一假定使我们能够回顾和预言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已经迈出或将要迈出的步伐。当他发出指示时，我们站在他背后看；当他与其他政治家谈话时，我们在一旁听；我们观察并预测他的真实思想。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角度思考，我们就能够像他那样思考，而且作为利益与己无关的旁观者，我们对他的思想和活动的理解，也许比他这个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家的理解更为透彻。

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概念为观察者规定了追求知识时应遵循的原则，为政治学的主题带来了推理的顺序，并因此使得对政治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从行动者这方面来看，它为行动提供了理性的原则，并带来外交政策的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美国、英国或俄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在可以理解的理性统一体中，政策大体上前后一致，而不论相继执政的政治家有如何不同的动机、好恶、知识水平和道德品质。因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将防止出现两个流行的谬误：对动机的关注和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关注。

只从政治家的动机来寻找外交政策的线索既是无效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动机是心理现象中最虚幻的东西。动机受到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利益和感情的歪曲，经常被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人的动机是什么吗？

即使我们有可能接近政治家的真实动机，那种知识也不会对于我们理解外交政策有什么帮助，而有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确实，对政治家的动机的了解，可能为我们提供了解

他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方向的众多线索中的一条线索。可是，它不能向我们提供可以用以预测他的外交政策的线索。历史没有显示出动机的性质与外交政策的性质之间有精确和必然的相互联系。无论是从道义的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样说都是正确的。

3．现实主义认为，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这一关键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个概念以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利益的观念确实是政治的实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条件的影响。修昔底德(Thucydides)基于古希腊的经验说：“无论国家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结合。”19世纪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伯爵接受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唯一能够持久的联合方式，就是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乔治·华盛顿更把它确立为普通的原则：

如果我们对人性稍有了解，就会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利益是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它的影响。基于公德的动机，人们可能在一短时间或某些特殊情况下遵照纯然无私的原则办事；可是，这种动机本身不足以使人持久地严格遵守和履行社会义务的约束和责任。很少有人能够为大众的福祉而长期牺牲一切从个人利益或好处出发的考虑。在这方面，仅仅谴责人性的卑下是徒劳的；事实就是如此，每一时代每一国家的经验都已证明了这一事实，并且，我们能够改变它之前，我们必须大大地改变人的素质。任何制度，如果不建立在这些格言所推断的真理之上，是不能成功的。

在我们的世纪中，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是对以上论断的共鸣和进一步阐明：

(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可是这些观念所创造的“世界的形象’经常象转轨器一样决定着行动的轨道，循此轨道，利益的动力使人们不断地行动。

然而，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国家实行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能够包括有史以来任何国家曾经追求的以及可能追求的任何目标。

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权力概念。它的内容及其运用的方式取决于政治和文化环境。任何事情，只要能建立并保持人对人的控制，就包含在权力之中。因此，权力包含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所有社会关系，从人身暴力到最微妙的心理关系，一个人凭借这种关系控制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