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辅修课程论文

《中国对外贸易》

一、背景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于2002年首次被提出，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先同意开展相关民间研究。2012年5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及大韩民国政府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2013年3月26-2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中日韩自贸区第二轮谈判7月30日至8月2日在上海启动，本轮谈判将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议题进行磋商和交流。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随着新一轮自贸区热的出现，三中全会公告释放的这一信号，无疑对山东省包括青岛、烟台、威海等在内的多个谋求成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示范区的城市意义重大。山东距离韩国最近的地方只有90多海里，5000多家韩国企业在山东发展，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东在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加快东北亚经济合作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作为东亚最核心的三个经济体，2011年，中日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的GDP占东亚地区GDP总量的75%。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一个拥有15.2亿消费者、GDP总量达到12.34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19.6%的巨大经济圈。在全球范围内，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规模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三国产业优势的不同正是自贸区成立的基础。总的来说韩日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竞争优势明显，而中国优势目前仍主要集中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随着三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局面或将变化。对中国来说，农业、纺织和电子部门将从自贸区中获益最大，石化和通讯设备行业的风险最高，纺织品服装方面，则是具备绝对竞争优势。其他如金融、文化和娱乐服务等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应该适当保护。而对于较为劣势的行业，经历生产萎缩等阵痛，这也是为获取共赢所付出的代价。

首先，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宏观经济有促进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但是，促进作用较为有限，主要因为关税的降低对内需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价格、收入等变量进行传导，需要时间来体现。

其次，关税水平的降低并不是就减少了财政收入，因为关税水平的降低将使进口数量大幅增加，进而让内需的增加，消费、投资的提高，使得消费税、增值税的税收有所增加而抵消税收入的减少。

还有，进口产品价格的降低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国民的福利会有所提高。而且进一步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扩大对外

开放，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能缩小对美国、欧盟的顺差，改变中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条件。原因在于中国的服装、纺织的产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韩市场，而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但是，中国出口增长较多的依旧是农产品、服装、纺织等低技术产品，无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且对资源、能源的需求继续扩大，与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抑制进口资源性产品价格非正常攀升的政策相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与日、韩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原因在于日本、韩国的制造业水平要高于中国，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法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

此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能用经济外交配合政治外交，促进中日韩和平地发展，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形成更多的区域共同利益，并且能更好地交流关于环保、资源开发、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问题。

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在当今所面临的阻碍和对策

中日之间的最尖锐的矛盾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主权等问题所造成的，以至于中国民众对日本产品的抵触情感，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并且破坏了中日两岸多年来建立的友谊，使两岸的经济交流骤减，导致了在华日企受到损伤，双方的投资者也更为谨慎。

而日韩之间在岛屿主权问题也有争端(韩国称独岛，日本称竹岛)。在韩国《首尔新闻》4日公开了与日本《东京新闻》于2012年两国大选结束后的12月21日到23日，分别委托两国的舆论调查机构各自对两国的1000名20岁以上的国民做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有74.3%的韩国受访者以及68.7%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两国关系正在恶化”。

对于认为“两国关系正在恶化”的原因，韩国受访者选出的前三名分别是：“独岛”归属问题(86.1%)、日军慰安妇问题等历史问题(59.8%)、两国未努力开展首脑外交(20.9%)；日本方面的答案依次是：“竹岛”归属问题(85.7%)、历史遗留问题(51.1%)、两国未努力开展首脑外交(31.3%)。

但众所周知，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领土、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较为尖锐的分歧；在农产品关税、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以及电机、汽车等多个行业，也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在缺乏良好政治互信、且民间情绪有时敌对的大背景下，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势必会波折多多，有时，偶发的牵涉到国民情感的关键问题，还可能逆转整个谈判进程。如何排除杂音、取得突破，考验着三国领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