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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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理想人格中的科学精神
摘要:庄子理想人格中蕴含的科学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遵循规律的理性意识;不为物累的超然品格;物我为一的高超视域;身重于物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庄子;理想人格;科学精神
庄子关于理想人格的设计思路直接承自于老子。老子将完美的人性比喻成“婴儿”、“赤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1],由此,老子导出理想人格应是绝仁弃义、绝学弃智的返朴归真。在这一基础上,庄子高扬人的自由本性,设计并确立了既不同于儒家积极入世,也有别于佛教出世的“逍遥”型理想人格。对庄子“逍遥”型理想人格进行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其理想人格中包含着敢于怀疑、理性的批判、遵循自然规律以及思想自由、尊重个人尊严等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
一、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
庄子在《秋水》中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是庄子“逍遥”型理想人格的经典表述。在庄子看来,“至人”、“神人”、“圣人”是与“道”同体、具有与“道”一样的绝对创造性的品格。“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2]他所遗弃的尘垢秕糠也能陶铸出尧舜那样的圣人,之所以不肯“以物为事”,是由于他有着自己更高的价值追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明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是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3]其“无为”乃是无为于人世间的仁义礼法、功名利禄,而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思考、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对“道”的体悟之“为”却一刻也未曾停息。庄子超越了先秦以来对上天盲目顶礼膜拜的愚昧迷信,继承了楚文化中以屈原为代表的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将天地自然视为认识的客观对象,向曾经笼罩着神秘外衣的自然现象发出了种种疑问。鲜明地凸显出庄子试图认识、理解客观世界,追问世界终极存在的求索精神。庄子的“自然者本无故而然”,扫尽一切天命妄言,蕴藏着强大的理性批判力量。这种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对于人类面对客观世界努力探寻其底蕴和奥秘的科学活动而言是何等的重要。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说:“宇宙由秩序所制约,我们能部分地、而且在不太远的将来能完全地理解这种秩序。也许这种希望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也许根本就没有终极理论,而且即便有我们也找不到。但是努力寻求完整的理解总比对人类精神的绝望要好得多。”[4]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科学家们不倦地努力,并由此而产生了真正伟大的成就。
庄子这种敢于问天的求索精神并不是出于诗人般的狂热,而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局限性的理性认识。他在《养生主》中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虽然带有几分不可知论的悲观色彩,但却道出了知识的相对性和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知识之球愈大,则其与未知界接触之面也愈大。”[5]人类虽然可以不断地打破认识界限,然而却永远不能完全认识这无限的自然界和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类理性的悲剧,同时也是人类理性的不朽”[6],更是庄子思想的深刻所在。科学探索作为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活动的一部分是极为艰辛而又永无止境的。
二、遵循规律的理性意识
庄子以“自然”作为其人生哲学的价值原则,并看到了“自然”的“无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厚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
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7]因而,庄子的理想人格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作妄为。庄子在《骈姆》中通过“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之比喻,强调所谓至理正道,必须不违反事物各得其所而顺应自然。庄子这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真实地告诉人们:在人类之外的这样一个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任何关于自然界的探索活动都必须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人的意志虽然有为,但人在探究自然而展开实践活动时却不能反自然而恣意妄为。自然规律虽然带有偶然性,但更具有客观性。对于科学家而言只有承认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才会力求去发现自然规律。同时科学的任何创造都必须因循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由而随意的制作。彭加勒在批判唯名论、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勒卢阿时就曾说:他“最荒谬的就是主张科学家创造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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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为物累的超然品格
庄子在《天下》中对“逍遥”型理想人格之精神不受任何约束而超然于万物之上作了诗意的描述:“至人神矣!……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在庄子的理想人格中,固然含有其对昏乱无道的社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9] 的顺世思想,然而其理想人格的实质却是超脱世俗羁绊、不为外物所累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庄子在《秋水》一篇中描述了他在濮水边钓鱼对楚使来请他为相而不为之所动的故事。他托喻神龟表明自己“宁其生而曳尾涂中”而不“宁其死为留骨而贵”的安于贫贱不与权贵为伍的生活态度。
庄子之所以不为外物所动,不问利害,是由于他有着对于“道”这一最高真理的向往和追求。“常道”或“大道”是世界本质或自然万物的根本规律或至善至美境界。因此,追求“体道”、“悟道”实质上是力图超越现有或表象世界,认识世界的本质或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用庄子的话来说,也就是“极物之真”。他认识到,超然物外的品格对于这种探寻“真知”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天道》中说:“天下奋棅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仪,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必然要“外天地,遗万物”。庄子所推崇的这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它要求科学家应该具备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以及不为功名利禄动心的恬淡心态。这样才能做到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不受常规和习俗的束缚,心无旁骛地潜心于科学,探寻真理。正因如此,爱因斯坦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孤独的旅客”,他说“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人,……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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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大道”的探索只是出于自己的喜好和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胜于对科学真理的占有,探索之外,别无他求。这种探索“大道”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又在另一层面上体现了庄子的超然品格。当今社会,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它的实际应用,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却被人们忽略了。整个人类在认识、实践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倾向无疑阻碍了科学的长足发展。如丹皮尔所说:“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么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的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11]人类文明进程不仅需要应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创新,更需要作为应用科学理论铺垫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和真正的科学主义精神。“如果说,科学主义是培育具有深远理论意义的基础科学成果的精神摇篮,那么,道家‘不为物累’‘物各有宜’等主张则是蕴育科学主义精神的沃土。”[12]由此我们不得不感激庄子超越物外、不为物累的思想为今天科学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