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的社会流动

题目：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

阶层的形成探究

姓名：曹羽

专业：社会学系

学号：1000016806

提交日期：2010年12月30日

目录

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探究 (3)

一．问题提出 (3)

二．文献回顾 (3)

三．研究资料 (4)

四．分析 (5)

（一）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 (5)

（二）理论分析 (6)

1.政策方面 (6)

2.社会认知方面 (6)

3．传媒与学术方面 (6)

五．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探讨 (7)

六．总结 (7)

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下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探究

【内容摘要】近几十年来，城市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众多基础设施、众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都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客观来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关系到未来五十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为此，笔者深入北京大学附近的建筑工地，通过对部分建筑业农民工的访谈进一步了解农民工阶层，并试图运用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来探究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尝试性建议。

【关键字】结构化理论建构主义农民工阶层

一．问题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外资企业陆续兴办，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进城务工，中国的农民工阶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的农民工凭借着自身勤劳勇敢、敬业奉献的品质，以神奇的力量改变着国家的面貌，促进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但是，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为其创造和提供一个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农民工在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治安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既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更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的极大挑战。工业革命时期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经济飞速发展的光环之下是对工业化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中国农民工能否避免欧洲工业化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和遭遇，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课题。伴随着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诞生，全社会再次掀起了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热潮，于是，农民工问题成为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不断变动的情况下一个急需关注、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社会结构范式一般将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至于社会结构中考察，探讨农民工进城的结构性原因、对现有结构的冲击、整合于城市社会结构的程度和这个群体的流动趋势。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流动农民工过程中，秉承了社会结构的分析范式。李春玲指出，由于制度安排，进入城镇就业的流动农民工被定位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位置严重制约了他们个人的流动类型，个人流动很难突破该限制1。李培林认为，流动农民作为“一个过渡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不是加剧而是缓解了城镇之间的对立与差异，并正以其特有的边缘群体身份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稳的

1“农村外出务工女性”课题组：《农民流动与性别》，中原农民出版社，2000。

重组”。2

有些研究者反对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来解释农民流动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的现象而提出了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解释的想法。就结构和主体的关系而言，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提供的可能与制约，农民不可能主动实施外出的选择，反之，如果没有农民外出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农民的行为而言，农民在外出和转移过程中总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动，改变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些行动的后果，常常是未曾预料的，更不一定是“合乎理性的”。3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很多农民虽然进入了城市，但他们的户口却仍在家乡，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城市农民工阶层。有的学者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障”（social closure）制度，它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的范围之外。这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分层制度体系，又可称之为“身份制”。在这一制度下，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的制约，户籍身份的限制，受到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的限制，农民工难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分隔成处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最低社会位置的群体。李培林4认为，进城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变化。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是因为因为制度化安排的惯性——虽然高于仍在务农的农民，但在城镇分层体系中仍处于最下层。

三．研究资料

为此论文，笔者在北京大学附近对建筑业农民工做了较为详细的访谈活动，希望通过对建筑业农民工的有关调查来更好的了解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现状。

首先我向他们询问了来到北京找工作的原因。其中一位农民工回答：“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接着，他又说道，“以前金钱都是在地里面刨出来的，现在钱是在城市里闯出来的。”我接着问道：“那家里的农活是否有人继续打理？农田是否出现了荒芜的现象？”他们都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家里的老人或妻子孩子还在种地，因为有了拖拉机、收割机之类的农具，现在的农活较以前更轻了，基本上能够照顾得到，但是确实存在着农田荒芜的情况。在我将要继续询问下去的时候，一位年轻人又说道：“要是没有了农民，大家都吃什么呢？世界上的人类恐怕就要灭绝了！”——这真的让我看到了农民朴实、真诚的一面。接着，我开始询问他们来到北京打工后的生存状况。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自己租房（除非在工作时雇主提供住所，如地下室等），一天的房租有几十元钱左右；多数情况，遇到小病时他们多会挺过去或是简单的到药店去买一些药，而极不愿意前往医院就诊。无法解决的大病会回到家乡治疗。一位农民工还讲述了他得了一次感冒而在医院花了800多元的经历。他们在工作前，几乎不会签订劳动合同，这就使得他们缺少了权利的保障；而且，规定的8小时工作日经常会被雇主延长。在谈到最为敏感的报酬问题时，他们都无一例外的承认自己遇到过老板拖欠工资的情况，少则几天，多则数月。甚至有的老板采用了用实物做报酬的办法（如将一辆车作为工资分给了一个建筑队伍）。在自己的工资无法得到时，他们多会采用向有关部门投诉、报告，向工会组织等寻求帮助的方法，但也不排除集合众人，以武力相威胁，当面向老板讨要薪水的可能。谈及他们的业余生活，他们都表示，吃住的开销找到了他们日常支出的绝大部分，再加上时常出现的加班加点现象，他们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逛街、观看影视节目、上网（有条

2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3黄平等：《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4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