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外教育史心得体会

学习中外教育史心得体会

近代学制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产物。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此；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1](P421)近代中国学制的构建是在中国传统教育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一）清末中国传统教育腐朽衰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的清末，传统教育面临种种危机。

从教育自身的发展状况来看，首先表现在科举制度弊病丛生。因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到了清朝末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形式以及舞弊现象已经空疏僵化。科举制度腐败不堪，舞弊成风，请托行贿、冒名顶替屡禁不绝，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晚清士林。康有为描述说：“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但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2](P269)科举制度已严重抹杀了广大士子的思维，禁锢了受教育者的心智。

第二，官学教育名存实亡。清末官学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学风陈腐，甚至很少从事教学活动。如最高学府国子监“已无管理制度，学堂丧乱……学生入监读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个进身做官的资格，毫无读书求学的渴望，他们常是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学校已是案位空闲，书声无闻。”

[3](P228)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都徒有虚名，不过是科举的装饰品。严复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指出“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

科两试，典名册，记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能复望学校之效。”1[①]

第三，书院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清末书院已大量官学化，考虑到学生出路的问题，书院对科举的态度也洒脱不起来，渐渐也成了科举的附庸。“不仅新创建的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教学目标，不少曾经以讲求程朱理学为宗旨的著名书院的教学目标也完全转向科举。”[4](P494)由于清政府采取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对有学术个性和学术创造性的思想严加控制，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文字狱。清代多数学者逃避政治，专心于考证、训诂、校勘。当时知识分子纷纷钻在象牙塔里讨生活，形成了许多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流派，民族精神空虚乏力，思想界呈现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此时，书院或讲求理学，或学习制艺，或博习经史词章。“书院之生气尽斫，学派之间的差别，大抵只是在整理、研究古籍方面技术层面上的相异。”[5](P22)

第四，私学发展举步维艰。私学有启蒙教育的“私塾”和专经教育的“经馆”，主要供没有入学之前或科场失利之后进行学习或补习，在清末自然是专制、呆板。加上教学条件恶劣，私学发展举步微艰。

晚清腐朽的教育机制，最终窒息了传统教育中的生机和活力。虽然清末教育不是一潭死水，也有发展的一面，但教育衰败却是不争的事实。教育的腐朽衰落，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普遍担忧，一些先行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找出路，将目光投向了海外。

（二）西方学制的宣介和新学制轮廓的构建与实践

首先，在近代中国建立新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太平天国十年（18 60）11月，第一个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闳到太平天国察访，向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教育改革的建议，[6](P56-57)其中四项是建立新式学制，如“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等思想，已接近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

第二，西方学制的宣介，推进了学制建设的理论探讨。伴随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介绍和宣传西方的学制。同治五年（1866），受总理衙门委派跟随赫德出访欧洲的副总办斌椿，根据总理衙门吩咐：“前

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回国后写了《职方外记乘槎笔记》作为观感汇报。他介绍“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7](P1)；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兰在《泰西学校论略序》中对德国学制进行了介绍，并提出“国之盛衰系乎人，德国学校之盛如此，将见人才辈出，其国必日盛一日，佛尼之说，有所谓金轮圣王者，我盖有望于德国之主焉，岂特兵之有勇知方而已哉”[7] (P2)；光绪五年（1879），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介绍：“东京大学生徒凡百余人，分法、理、义三部……学校卒业者，则遣往各国，曰海外留学生……今于泰西，亦如此也”[7](P3)；光绪十七年薛福成被清廷委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使外活动中，非常重视对西方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光绪十七年（1891），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介绍：“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今日……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有勃兴之本原欤”[7](P5)……

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传教士也开始介绍西方的教育制度。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1873年出版了《德国学校论略》和《泰西学校论略》，介绍了德国等西方的教育制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受清政府总理衙门委托，于1883年完成了欧美、日本教育制度的报告；李提摩太写的《七国新学备要》和林乐知写的《文学兴国策》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8](50)这些学制的介绍对清末教育改革启发很大。

可以说，西方学制的宣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进了中国近代新学制建设的理论研究和探讨。1901年5月，由罗振玉发起的中国第一份半官方性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在上海问世，“从救亡图存的高度论述了教育改革的迫切性”。[5](P74-75)《教育世界》除了发表论说，还刊登国内有关教育的言论、奏折、章程、法规和调查报告等，成为中国近代学制建设理论探讨的阵地。

第三，构建新学制的轮廓。随着西方学制的宣介，国人开始构想中国自己的学制，建构了一系列新学制的轮廓，并积极倡导和实践。光绪十八年（1 892）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学校》中说“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析，译出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