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作者简介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仁宗景佑三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眉山镇的诗书世家，因而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的影响最深。

苏轼因散文写得出色就被列为“唐宋八大家”，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

他是一个文艺全才的人，诗、散文、词、绘画、书法都有杰出成就。

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均对当时与后世有深远影响。

由于他一生屡遭贬谪，阅历复杂深广，其作品往往视野开阔爽朗，风格豪迈豁达，意趣横生，思想上常常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失意时仍不绝望，而流露出达观放任、忘情个人得失的倾向。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根源。

二、思想根源
苏轼的思想根源来源于他的家庭文化背景。

苏轼出身于一个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在《三字经》里有个说法，“苏老泉，二十七。

始发愤，读书籍。

”苏轼受父亲的示范影响，7岁知书，10岁能文，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打下了浓厚的文学功底，儒学也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母亲程氏识文断字，深明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正是因为父亲的培养，母亲的教育，让苏轼从小就打下了独特的思想基础。

因此，苏轼在苦难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苏轼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是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儒家思想的一个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来源于家庭文化的链接，也是儒家文化的显现。

例如《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苏轼的《浣溪沙·徐门石潭》共五首，这里选的是其中的第四首。

在这首词的下片，我们在读的过程中，看到苏轼的思想与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古代，封建官员对待人民都是作威作福的。

可是这里的太守却不一样。

他们想要口茶喝，还得“敲门试问”呢，在这一“敲门”、一“试问”里，既让我看到了他们的谦让，也看到了他们的文明。

历史已经证明，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按照儒家的仁政爱民行事，在他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确实为人民做了些好事，如救灾、治水、请免赋税、整顿军纪等，得到了人民的普遍好感。

所以他的“敲门试问”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这种处事待人的思想与苏轼的家庭文化有关。

有一次，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他感慨颇深，不自觉的叹息起来，并对他的母亲说：“他日儿作范滂，母亲能作范滂的母亲吗？”他母亲说：“你倘若能作范滂，我怎么不能作范滂的母亲呢？”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明，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得非常快。

这些都是苏轼人生志意的一面。

他曾用“坦荡之怀”来概括自己的性格特征，所以他才能在王安石的新党当政的时候，不苟从于新党，司马光的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也不苟从于旧党。

他每次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庭上来，仍然是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一派的人物，也不愿随波逐流。

因此，他才遭受到那么多的贬逐，但自己的理想、操守始终一致。

关键时候，总是忍不住要说真话，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蝇在口，不吐不快。

”笔者认为，苏轼的思想根源的产生来源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文化的熏陶，母亲教育与父亲的指点，形成了性格耿直，敢说实话的个性特征；二是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内化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品牌，两者整合，形成了苏轼的思想根源。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支配着人生的行动，从而导致了他坎坷的人生。

从苏轼诗词解读人生经历
坎坷人生
苏轼少年时期，一直受到儒道两家的美好品格的熏陶，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从不对封建势力谄媚从就，真正做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式的胸怀，对那些看不顺眼的，扰民害民的举动，他能直言不讳地痛斥当朝权贵，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才导致他屡遭贬谪。

例如：熙宁元年，神宗即位不久，为了挽救面临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

当时，苏轼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改革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的变法般急于求利。

因此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不但未被神宗接受，反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熙宁四年，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也不愿陷入新旧两派斗争的漩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虽有些难过和挫败感，但当看到杭州的湖山之秀丽，街道之繁华，庙宇之闳壮，他甚至感到了一种归宿感，他刚到杭州便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魂牵梦萦的故乡竟比不上仕途驿站之一的杭州，就是这不经意的一瞥，杭州俊秀的湖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以至于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因此，苏轼在办完公务后，换上便服，或在湖滨小亭里坐坐；或在荒山幽涧中走走，累了，在虎跑寺沏茶品茗。

倘若兴致犹盛，就会邀几位同僚泛舟湖上，吟诗作画，尽情挥洒在青山绿水之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而也形成了忧乐两忘，放荡不羁的性格。

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显现了他潇洒的生活，如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

又如：神宗元丰2年3月，苏轼因著名的“乌台诗案”而被贬谪黄州。

初到黄州时，苏轼陷入了不能维持家人生活的困境。

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

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

”一个堂堂的文化名人，携妻带子地来到黄州，生活状况却到了“日用不得百五十”的地步。

此时的苏轼，不得不脱去文人的长袍，摘去文人的衣巾，改穿农人的小褂子，在耕作之暇，偶尔喝得微微醉意，躺在草地上便悄然熟睡，直到暮色降临，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

生活虽淡泊名利，但他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

农田式的耕作生活使他的诗情勃发，半公半作的闲暇生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古通今，在这一时期，中国词史上豪放词的奠基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还有散文名篇《前后赤壁赋》。

……
像这样的经历可以列举很多，如果再列举下去似乎有点繁琐，读者再看下去，心情也越发的沉重。

在苏轼流放的历程中，他的路途一次比一次难走，以至于在他年逾花甲的时候，还被远谪到儋州（今海南岛儋县）。

苏轼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出了这样的诗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两句诗可作为他坎坷仕途的总结，在此，我们也不难想像苏轼的悲壮而又诗情澎湃的一生。

如果说儒道两家的思想播洒了他诗情的种子，正是由于“种子”的萌芽，让苏轼在坎坷的人生中打造了留传千古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