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火葬的流行及其原因

第38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7月 Vol.38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u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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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11

作者简介：马格侠（1969-），女，陕西武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95-

唐代火葬的流行及其原因

马格侠，王永春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火葬习俗在唐代汉族中开始流行，不仅当时的僧尼、在家佛教徒举行火葬，内迁的少数民族、宫廷中的统治者也举行火葬。火葬仪式除了出家人的“荼毗焚身”外，还有在家信徒仪式繁琐的火葬。佛教对肉体的轻视和对解脱的理解是唐代火葬流行的主观原因，周边少数民族对灵魂升遐的渴望以及客死者对灵魂早日摆脱奴役，回归故乡的想往，生者对死者尸骨火葬后携带方便也是火葬在唐代盛行的客观因素。

关键词：唐代；火葬习俗；流行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4-0095-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24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Crem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MA Ge-xia, WANG Yong-chu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741000, China)

Abstract: Cremation became popular among ethnic Han in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adopted by not only monks or nuns, but also some ethnic minorities and even the imperial family. The cremation ceremony was of many forms, including the Buddhist ceremony and elaborate ones for Buddhist believers at home. Neglect of body and understanding of relief by Buddhist believers are a subjective reason for the popularity of crem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Objective reasons include the desire for ascension by ethnic minorities, the yearning for freedom and returning home by those who died away from their hometown, and convenience for carrying.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cremation; popularity

火葬，又称“熟葬”“火化”“荼毗”“焚身”，即用火焚烧尸体的丧葬形式。早在西周初年，就有“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1]的记载。这里的“厚衣之以薪”是指将尸体厚厚地用草柴包裹住，进行火葬[2]。可见火葬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存在。火葬作为我国古老葬俗的一种，宋代以后虽经政府屡次禁止，但仍禁而不止。对宋代及以后的火葬习俗，学界研究者颇多，如王夫子[3]、杨晓勇等[4]、杨存田等[5]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纵观这些成果，或集中于宋元，或集中于明清，却少有对火葬开始流行的唐代火葬习俗进行研究者。笔者试就唐代火葬的流行、火葬仪式、火葬原因等内容进行探讨。

一、唐代火葬的流行

唐代以前，火葬作为土葬的补充而存在。但在佛教传入之前的焚尸是被汉族作为对死者和亲人的羞辱和惩罚而存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火葬[6]。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佛既谢世，香木焚尸”[7]而葬后，火葬就成为对德行高尚的僧人的一种褒奖。如鸠摩罗什去世后，“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8]。智嵩“弟子积薪焚其尸，骸骨灰烬，唯舌独全，色状不变”[9]。隋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传播，来自西方的火葬习俗，首先在中原佛教出家人中流行开来。

中原出家人的火葬又称“荼毗、闍维、耶维、耶旬”，为印度古老的葬俗之一。相传佛陀涅槃前，“佛告阿难……汝欲葬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內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槨中，旃檀香槨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闍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剎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10]。此后，此种葬俗在佛教僧尼间广为流传。

第38卷第4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7月

-96- 佛教僧尼的火葬分两种形式，一种为如佛陀入灭

的闍维，即火葬后起塔供养。河南嵩山少林寺唐代僧人塔林，就是火葬后起塔供养所形成。唐代僧尼死后焚身起塔葬者，人数众多。如：释道哲[11,p0588a13]、釋神迥[11,p0526a11]、释慧乘[11,p0633b03]、沙门波颇[11,p0439c26]等。敦煌壁画中就有僧尼火葬的形象资料，如莫高窟唐代第332窟和148窟的《涅槃经变》中，就有火化佛陀棺柩，然后八王争分舍利起塔供养的图像。这种闍维，是棺葬和火葬相结合的一种仪式，也是唐代僧尼最普遍的一种丧葬仪式。

也有僧尼在棺葬或塔葬数十年乃至百余年后被火葬起塔供养的，如僧道哲[11,p0588c15]、窥基[12]、释僧崖[11,p0678b14]等。这是棺葬与火葬相结合的另一种仪式，只不过这种火葬是在棺葬或塔葬若干年后进行的。

一种为死后火葬而不起塔者。如释住力[11,p0695a06]、释慧满[11,p0618a22]、释明瞻[11,p0632c01]等。有的甚至扬灰弃骨，如释宝相临终遗言“当烧散吾尸不劳铭塔，用尘庸俗”[11,p0690b17]。释玄琬圆寂前上表“荫施诸众生，余骸依古焚弃。……乃命下火依法维，菥尽灰飞，廓然归本”[11,p0616a01]。释弘智去世后“露骸林下，攸骨焚散，遵余令也”[11,p0642a17]。这些高僧火葬后，骨灰或被埋葬于山隅，或被葬于岩下，有的甚至扬灰弃骨。

其次，火葬在佛教居士中极为流行。他们深受佛教涅槃思想的影响，死后要求“火葬”。如晋州洪洞县令孙伯悦“隋朝身故，未经大殡”，其女尼智觉“念父生育之恩，又忆出家解脱之路，不重俗家迁穸，意慕大圣泥洹”[13,p89]，为其起灰身塔供养。清信女大申优婆夷死后，“有三女为慈母”敬造灰身塔供养[13,p76]。张优婆夷[13,p269]、吕小师[13,p274]、张常求[13,p1257]、范优婆夷[14,p49]、孙客子[14,p55]、清信佛子玉[14,p73]、冯仁刚[14,p92]等都是居士，死后家人将其火葬，为其造塔供养。边氏夫人在“弥留大渐，遂命诸子曰：灾眚所缨，困于瘵蠹，时人以生死同于衾穴，厚葬固于尸骨。吾早遇善缘，了知世幻，权于府君墓侧，别置一坟，他时须为焚身，灰烬分于水陆，此是愿也”[13,p1987]。常州武进县尉王府君夫人苏氏“遗命不令葬，敕家臣曰：‘吾奉清净教，欲断诸业障。吾殁之后，必烬吾身。’”[13,p2234]。小贩何轸“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死后“轸以僧礼葬”[15]。佛弟子马丑女的“葬日临圹焚尸”（S. 86）[16,p44]，显然采取的都是火葬。这些居士的火葬，是因笃信佛教，“了知世幻”“欲断诸业障”而自愿选择的一种丧葬仪式。

再次，火葬在信仰不明的普通人中也极为流行。如唐代四川、甘肃等地流行火葬，规模惊人。1980年在四川西昌市北约6公里的小山顶部，发现一处唐宋时大型火葬墓群，“长100，宽32.6米”“墓葬分布密集，间距最小的仅0.2米，最大的2米”。“葬具全是陶罐，罐中盛放骨灰和未烧尽的骨骼残块。”[17]敦煌文献中的《天复年间沙州龙神力墓地诉讼状》（P.4974）中，龙神力申诉哥哥“其灰骨将入积代坟墓不得” ，只好出钱另外安葬[18]。而《笑林广记·贪吝部》所记为儿孙作马牛者次子所言“但具稿荐一条，送于效外”[19]的火葬，应是当时贫穷者最经济实用的一种丧葬形式。火葬需用大量木柴，在敦煌《辛巳年营指挥葬巷社纳赠历》（S.2472V）中，就出现了“见付主人……柴三十一束”[20]的记载，这些木柴应是火葬所需。从唐律曾设《诸残害死尸》条，规定“割绝骨体及焚烧之类，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21]中，可见火葬在汉族群众中的流行，甚至政府需要立法禁止这种焚尸行为。

再次，周边各民族，也普遍实行火葬。如“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22]。突厥的“焚尸”也是火葬的一种形式，“（颉利可汗）八年卒，诏其国人葬之，从其礼俗，焚尸于灞水之东。其旧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以殉”[23,p3509]。党项的风俗也是“死则焚尸，名为火葬”[23,p3600]。此外，西域各国也流行火葬，如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考古发掘中，阿斯塔那64TAM34号刀形墓中就出土有骨灰，应为火葬墓[24]。出土有建昌三年（557）衣物劵和章和五年（635）衣物劵的524号墓，就出土有“一具长约86厘米的内装火葬骨灰的小棺”[25]，阿斯塔那524号墓也是火葬墓。

最后，火葬习俗在五代宫廷中也甚为流行。后唐庄宗为流矢所中，驾崩于绛霄殿庑下，“是时，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敛廊下乐器簇于帝尸之上，发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烬骨而已”[26,p330]。这是后唐庄宗被害后，过去亲信为其进行火葬。后唐末帝李从珂“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玄武楼。晋高祖入洛，得帝烬骨于火中，来年三月，诏葬于徽陵之封中”[26,p462]。这是自焚后，被后人以骨灰安葬的一例。“天禄二年，徙晋帝、太后于建州。三年八月，晋李太后病，无医药，仰天号泣，戟手骂杜重威、李守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谓晋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吾为边地鬼也。’”[26,p788]“遂卒，帝与皇后、宫人、宦者、东西班皆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27,p118]后晋高祖安太妃“从出帝北迁，自辽阳徙建州，卒于道中，临卒谓帝曰：‘当焚我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返中国也。’既卒，砂碛中无草木，乃毁奚车而焚之。载其烬骨至建州。李太后也卒，遂并葬之。”[27,p118]这是在亡国后，帝后们迫不得已采取的火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