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女性的悲剧意义

论鲁迅小说中女性的悲剧意义

摘要：鲁迅小说中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并不多，但这些作品中的女性皆为悲剧人物，其原因有三：一是封建社会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鲁迅企图从灵魂深处对其进行理性的救赎；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深受其禁锢似的控制；三是他的悲剧观为我们提供了灵魂救赎的范式，意义深远。

关键词：鲁迅灵魂救赎文化视角悲剧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鲁迅小说中，女性作为主角出现的作品并不多，但都是悲剧形象。这些女性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哭泣、流血、呻吟，她们任人出卖、宰割、吞噬。同时，她们也挣扎、抗争，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她们即使做着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但还是不被男权社会所认可，最终“一律带有严重的灵魂病态，有的甚至根本就无灵魂”。这些没有“灵魂”的女性的命运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要么死了丈夫和儿子，要么在男权社会的逼迫下，走投无路，了此残生。甚至还有个别女性在封建伦理的文化背景下，先是被人吃，而后转为吃人，如《祝福》中的柳妈等。鲁迅笔下，每位女性的价值理性都得到了毁灭，最终酿成了悲剧。所以，鲁迅利用文学的手段，对女性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封建伦理、封建礼教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不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于女性在封建文化下而形成的落后、愚昧、无知和奴性意识具有独具只眼的理解和阐释，利用哲人思想从灵魂深处对她们进行理性的救赎，企盼她们觉醒，企盼她

们价值理性的回归，企盼她们建立起自己独立的人格，恢复女性本来的人本精神和社会地位，从而实现女性彻底解放。

一

在鲁迅笔下，旧中国女性均缺失主体意识。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始终充当着服从与被服从的角色，这就注定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人权是不独立的，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首先源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即女性缺乏健壮强悍的体魄，其体能与男性不可同日而语。“女性自身纤弱柔美的体能就决定了她从事社会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其次，女性还背负着繁衍后代、相夫教子的重任，不可能也没有精力参与重大的社会和生产活动，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丧失。这种弱势必然带来男性社会对女性的特殊照顾。正因如此，男性具有绝对的统治话语权，而女性只有服从的份，这样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力就拱手让于男性了，从而彻底丧失了主体性。主体性的缺失，就决定了经济权的不独立，从而形成了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这种依附性在中国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软弱、无知、无主见、逆来顺受，甘愿做社会公认的“贤妻良母”，只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定势。这一点，从鲁迅给我们塑造的几个女性形象中展示无疑。祥林嫂的人生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祥林嫂被迫嫁给小她十岁的祥林，不久祥林就死了。在婆家，她虽然身体强健、勤劳、善良，但仍然脱不了依附于婆家的命运，仍然没有任何独立话语权，为此祥林死后，她被迫逃到鲁四老

爷家做女佣工。在鲁家，她脸上有了“满足”的“笑影”，但仍然落下“谬神”的骂名。仅有安身之所，她就这样的满足，可见她的人生价值是多么的廉价！后来又被严厉的婆婆派人捆捉了去，作为“商品”出售给了山里人贺老六，她虽然也抗争过，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不得不屈服。这可说是祥林嫂命运历程上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祥林嫂被逼改嫁后，刚刚过上了较为顺心的日子，被人认为“交了好运”，灾难却又向她袭来，第二个丈夫又得伤寒病死，儿子又被狼衔去，大伯依仗族权收屋，让她走人，这位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不得不又回到鲁四老爷家做佣工，这可说是祥林嫂命运历程上的第二次重大打击。在强大的封建文化控制下，对这位女性来说，命运一次比一次沉重，最终把她推向了悲惨的深渊。在每次命运转折过程中，每次反抗她都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软弱，整个社会环境又是那样冷漠与凄凉，一个农村弱女子不服从，不“忍耐”又能如何？《离婚》中的爱姑虽然大骂“老畜牲”替“小畜牲”说话，“小畜牲”姘上邻居家的女人，但在威严的七大人和慰老爷面前，显得不安、紧张，并且，她的大骂毕竟显得野蛮、泼辣，是传统文化所不该，礼教文化所不容的。最后在沉闷的男性氛围中，却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并对自己的“太放肆，太粗鲁”“非常后悔”。她的反抗立即苍白了下来，表现得是如此软弱、顺从。这就是作者往往能在心理常态中看到的精神病态，“也由此可见旧礼教及其文化对人的精神钳制之深”。《明天》的单四嫂子也是在孤独和冷寂中度日，消磨着自己的青春和人生。总之，祥林嫂、爱姑、单

四嫂子这几位女性虽然故事情节不尽相同，人物也各异，但命运几乎是相同的，都逃脱不了悲剧的人生，都失去了女性的自我，丧失了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意识，这是生命个体生存十分凄惨和悲哀之处。

二

专家学者认为，在鲁迅小说中，女性的悲剧性都来自于一种文化控制因素。祥林嫂来到鲁镇，是作为一个原始劳动力的面目出现的。她能进入鲁镇，除了自己不堪于婆婆的虐待和求生本能等自身条件外，她还“必须扮演一位市镇礼仪文化承担者的角色，这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但是“鲁四老爷、太太和柳妈一起剥夺了她‘市镇文化礼仪承担者’的身份。”有人说，“从一而终”等传统文化害了祥林嫂，其实，她的寡妇身份，再婚并非是置其死地的真正原因，因为在晚清时代，在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视野下是得到同情和支持的，不是构成她悲剧的主因素。而是鲁四老爷等人“强加给她忏悔、赎罪等本来不属于她承担的文化责任”太沉重所致，这种意识在她心灵深处根深蒂固，是中国女性愚昧、无知的真实写照。

与农民女性相比，子君有知识，追求思想解放，勇敢、大胆，她骄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理想主义激情的激励下，子君和涓生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但幸福是短暂的。婚后的子君虽然得到了真挚爱情和个人幸福，但却失去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完全变为一位家庭主妇了，生活天地越来越狭

窄，维系幸福生活的精神准备不足，所以，在涓生失业之后，二人的幸福和生存马上受到威胁，这势必造成她的悲剧命运。此时，“她除了觉醒的心之外”，一无所有了。这里仍然显现出知识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缺乏主体性，意识狭隘，本质上仍是脱不了依附的命运。这样，她与祥林嫂等人的命运毫无二致，最终都无法逃脱悲剧性牢笼。这是鲁迅笔下女性悲剧性的自身原因。

另外，旧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女性深受其禁锢似的控制，并无一幸免。在《祝福》中，祥林嫂呜咽着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时，那些老女人“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看来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而是男男女女反复去听去看，甚至去逗她取乐，把她的眼泪变成自己无味的生活调料。这些女性正是在“鉴赏”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这种缺少生命尊重、少同情、多隔膜的麻木心态”“构成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理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祥林嫂感到了极大的孤独和恐惧。子君理想的失败，社会压力的深重，舆论的嘲笑，没有一位伸出援助之手，而是旁观的冷漠和观望。爱姑的勇气，却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彻底崩溃了。这些女性软弱无知的劣根性是民族的精神衰败，只有挖断这些劣根性，才能最终促成女性的精神解放。为此，鲁迅写女性小说时，”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可见，鲁迅为国民的麻木、不觉醒把脉，始终充当着疗治国民劣根性和心灵救赎的医生。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展示，就是企图从灵魂深处救治女性的麻木、奴性，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