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与《雪国》“死亡”表现的异同

《沉沦》与《雪国》“死亡”表现的异同

2008-09-01 16:36:3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学史上，出现了两位以特立独行的写作姿势、赤裸纯真的“死亡”视角突显文坛的作家——中国的郁达夫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们在不约而同中审视着人生的终极——死亡。然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作家关于人类生死的观念和对待生死的态度间存在着差异，当他们在艺术中表现死亡主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把自己这种独特的观念和态度灌注于这种表现中，这种表现自然也就会呈现出彼此不同的面貌来。因此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在《沉沦》与《雪国》创作的时代背景、语言风格、自然救赎和“死亡”观等诸多方面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探究同样以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精神基座的中日两位作家对于“死亡”表现的微妙差异。

一、“死亡”基调下,相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语言风格

(一) 相同的时代背景导致的小说悲剧结局的相似

川端康成在他的《小说的研究》中曾写道：“作家的气质和秉性，决定了作家创作的主题倾向。”［1］而两位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童年。郁达夫幼年失父，其后又丧姐，异国求学穷困屈辱，这都在《沉沦》中有所记述；川端康成三岁父母去世,七岁失去祖母,十岁失去姐姐,十五岁唯一的亲人祖父也离他而去,这种童年时代亲人不断逝去的经历使他们对“死亡”有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两部小说都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郁达夫作为被侵略的一方，川端康成作为侵略者的一方都受到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因此这种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酝酿出的作品均带有时代的悲剧色彩。

《沉沦》与《雪国》在对自身及时代的深层把握下，均以“死亡”为切入点，因而作品的基调都充斥着忧郁、感伤、悲哀、孤寂，都以平缓、压抑的笔调挖掘人性，揭示主人公在非人的世界里的悲苦境遇。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相似的人生际遇中，理想的自我与残酷的现实冲撞，于是，贯穿两部小说的必然是“死亡”的结局。如《沉沦》中那个感伤忧郁的“支那”留学生，作为郁达夫的自叙性形象，柔弱而矛盾的生活在异乡冷漠的世界里，他觉得众人的眼光都怀了恶意都在嘲笑他，认为一切都鄙视他、欺辱他。他追求个性自由却无法摆脱黑暗的现实；他要求的性解放却受到了传统道德的束缚；他渴望爱情却得不到满足；他愤世嫉俗地以孤傲自负掩饰他的弱国子民的自卑脆弱，他最终自杀的命运是他所处的时代导致的悲剧。与此同时《雪国》把全部场景设在了寒冷的冰雪世界。作品中岛村作为作者逃避现实世界的主体；驹子、叶子作为作者实践情感世界的主体，共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无力反抗的悲观消极态度。岛村在空虚的自我放任中寻找寄托，来到雪国，却看到了受迫害的艺妓们，他对她们的同情哀怜由于无可奈何而转向了对自己的悲悯和对外界的麻木无情；驹子作为行男的未婚妻，为了这份并无爱情存在的名义，她借钱救行男而被迫沦为艺妓，遭到社会的践踏，却执着地想要追求纯真的爱情，把希望寄托在已有妻室的岛村身上；叶子爱恋着垂死的行男，在叶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行男还是死了，也把死亡的阴影投向了她们的整个生活。这种不可能的爱情被岛村视为“徒劳”，而更进一步，他认为“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徒劳” ［2］，将情节的发展直接指向了“死亡”的端点。

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表白了作者的孤苦身世和青年时的经历，作者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使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向内是对生命形态的情绪感应；对外是对社会现实的痛苦体察。《沉沦》创作时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军阀统治的最动荡时代，又是刚刚觉醒的五四新民主主义时期，郁达夫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因此产生了内在矛盾：时代的责任及其理性意识的解放人性与旧的精神枷锁、封建礼教并存；而在徘徊求索中又找不到国家及自身的出路，因此产生了精神上的内在矛盾，时代的责任及其理性意识的反抗传统、解放人性与旧的精神枷锁、封建礼教并存，作用于心灵世界。旧的稳定而严密的伦理道德秩序被打碎，新的价值

标准没出现，人在精神上失去了赖以依靠的价值尺度，于是作者在《沉沦》中挣扎。《雪国》蕴含着对社会，对人生的怀疑、厌倦，他的忧伤悲哀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感伤和民族情绪的表现，暗指了当时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徒劳”、“无用”的思想，作者没有从正面反映当时战争，却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日本评论家岛崎秀树说川端康成对军国主义是消极反抗，其《雪国》便是例子。对于这样的战争，川端康成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于是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来到雪国寻找慰籍，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所以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二）不同的语言风格呈现出的“死亡”感受的差异

虽然《沉沦》与《雪国》都透着一种感伤的“死亡”基调，都在黑暗时代中用“死”谱写各自的悲凉人生,但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产生了两种天囊之别的感受：《沉沦》是痛苦、愤恨；《雪国》是纯美、恬静。究其原因，则在于二者语言风格的不同。郁达夫侧重于人物语言的表现，川端康成则侧重于叙述语言中的细致描绘。

郁达夫在叙述上主要是运用情绪化的语言风格，根据情绪的突然变化改变描写方式。如对环境的描写表现得和蔼可亲、美丽动人，最后却因主人公“死亡”情绪的急剧加深而笔锋一转，景物也变得邪恶起来：“远岸的渔灯，同鬼火似的在那里招引他。细浪中间，映着了银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里开闭的样子。”［3］

川端康成的叙述语言则具有感觉性。他作为一位新感觉派作家，极其重视感觉，《雪国》的语言便是代表。例如作者在描写叶子的说话声音时，融入了岛村的强烈感受因而“声音美到令人感到悲哀的程度。”［4］当她给孩子唱歌时，“声音显得热情澎湃，生气勃勃” ［5］以致使岛村觉得方才的叶子犹如梦幻一般了。更进一步，川端康成在感觉性的基础上更注重于感情的色调，即色彩。他着眼于语言的色彩美和色彩的配合、对比。川端康成喜用红与白的配色，红与白的配色主要表现的是鲜艳的美, 是华丽的美。红是带有刺激性的颜色,而白则是洁净的象征,两者互相配合和对比便显得格外美。川端康成有时用这种配色来表现女性的美貌和纯洁。最明显的例子是《雪国》里的“朝雪镜”。在《雪国》里,驹子最突出的特点是洁净。为了使这个特点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小说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岛村朝她那边望了一下,突然缩起脖子。镜里映照的雪景闪着白光,姑娘排红的面颊浮现于白雪中,委实是难以形容的洁净,难以形容的美。大概是旭日东升的缘故吧,镜里的白雪发透着寒光,又渐渐透出红色的光辉。姑娘浮现在雪中的头发也随之变成黑里透紫,鲜明发亮。”［6］在作者的笔下,由于白雪的映衬,由于红与白的配色, 驹子的洁净和美丽显得更加突出了。对雪国人们艰辛也是用红白两色表现的,“白绉纱”在“红霞”的璀璨中“美不胜收”背后心血的付出。另外，比喻的运用也是其语言特色之一。他把叶子的眼睛比喻成“夕阳的余晖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 ；把“一排排低矮的房子”比喻为“石子”。这些描写是通过岛村感觉的折射，其实也就是作者语言风格的折射。

郁达夫在人物语言上具有鲜明的特色，他采用自我暴露式的内心独白，把“死亡”的心理过程血淋淋地剥给人看，赤裸裸地展示主人公的自卑、厌世、苦闷及其从始至终的自杀念头，使读者伴随主人公一起经历“死亡”，体验死的恐惧和力量。主人公自我暴露着他对现实的厌恶和憎恨。他诅咒着人们的冷酷，愤怒着祖国的孱弱，痛骂着侵略者的无耻；他怀疑着“生”的价值，而他的一生，如他日记中写道的：“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7］这是苍白的生命。时而他又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却毫无力气去挣扎，他一直颤抖，脸如死灰。特别是他死前的四段独白，似乎流淌着他今生所有悲哀愤恨的血液：“……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8］此外，小说中仅“复仇”两字就出现了十次，主人公的泪水、怒骂、颤抖和他内心的极度厌恶、愤世被赤裸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极其直率而痛苦的内心独白中，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而沉重的悲痛感：他的心理是曲折复杂的、他的死亡历程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