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赏析-最新教育文档

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赏析

王国维融会贯通了中国历代文论和西洋哲学、美学理论后，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拈出三组相对命题：“造境”与“写境”、“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写实家”与“理想家”。“主观之诗人”即“理想家”“造境”，“客观之诗人”即“写实家”“写境”。我们持此理论返视唐诗这个浩渺山系中对峙的两大主峰——李白诗和杜甫诗，当会发现二者的共通与歧异。为便于比较，我们捡出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和杜甫《登岳阳楼》两首诗，旁及其他，解析归纳，淘洗出二人的诗风。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李白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登岳阳楼

杜甫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两首诗都是登岳阳楼的五律，但它们的物态层、形象层、生活

层、人性层、作者意识层、集体无意识层却各具特点。

严羽《沧浪诗话》云：“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①李白此诗正是这样，开笔便写在岳阳楼上的所见然后是所闻所感。所见者，天岳之南、川、洞庭；所闻者，浪声、雁鸣、夏十二与我等人豪饮语；所感者，开阔、渺远的视野和胸襟。高张扬厉，夸饰铺排，意象繁复却不嫌冗杂，似醉后之语却又以能一贯之，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酒气，无不冲斥着豪气，大有“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州”之概，神完气足之感。

杜甫《登岳阳楼》却不同，首先拉长时间、记忆的线段，沉稳厚重地起笔，然后描写登临之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恢宏雄大。史料记载，洞庭湖广圆五百多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杜诗虽不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崇高（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但因寄寓了江山纷乱之事，又比孟诗来得凝重，来得有神。

透视李白、杜甫这两首诗，我们完全可以剥削出两个丰满而非扁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诗一、二句深层处隐然可见一胸襟博大之人，唯其胸襟博大，方悠然而觉宇宙宽；三、四句“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点明登临前胸有块垒，睹物移情，被物感染；五、六句说不敢也不能辜负良辰美景，纵酒助兴；《唐诗鉴赏辞典》中何国治这样鉴赏七、八句：“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何等潇洒自如，情调何等舒展流畅，态度又何其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

②如此看来，则全诗应是浑发着一股喜气、一股轻快了。我们以为不然。李白遇赦后是惊喜交加的，旋即放舟东下江夏，《早发白帝城》

可参证。在江夏活动的那段时间内，他还奢望朝廷起用，但现实是“我独不得出”，幻想的破灭，使得他不得不“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况且，此诗当作于肃宗乾元二年秋，一方面他逗留江夏时期写的“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诗句，无不流溢出千古愁、万古愤；另一方面“凉风”即“秋风”，自屈原“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王勃“肃肃凉风生”、陈子昂“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直到欧阳修《秋声赋》、范仲淹《岳阳楼记》、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风”说悲愁，说现实羁绊。这是自然与人的合一、对应，同为万物，自有其血脉相通之处，所以自然与人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观照感应。尼采的话或可作为历代文人借“秋风”说事的别解：“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③因此，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是情感跌宕、断续开合经历了“愁—喜—愁”的人了。纵观李白诗歌，以诗证人，他正是这样一个大悲大喜、个性张扬的人。

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暂时忘却痛苦饮酒作乐，杜诗却不同。他永远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进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历程中。即使是早闻大名的洞庭水、岳阳楼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点滴喜意、点滴快意，却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装着满满的对家国的思念、关爱，于是，我们感觉到了景的广袤、他的博大，他始终是愁的，因

他愁，于是万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伤悲，于是万物皆是黍离之悲，皆是自然的人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有人说：王者的盛衰决定着文学的盛衰。这话未必全对。回顾李、杜时代，李白生活在繁荣昌盛、歌舞升平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盛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罡风他虽也领略了一些，但盛唐奋励向上、可进可退的社会哲学已内化为他的个人人生哲学；杜甫《登岳阳楼》作于大历三年，此时，安史之乱已告结束，但边塞又重点烽火，内战外争，国家离乱，百姓羸弱，“小我”飘摇。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为哲学思想，就必从社会中来，必从主宰社会的人类中来，然后再返回来指导、制约人类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个性渗进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斓夺目的光辉。李诗有悲愁，杜诗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较收敛、含蓄，杜甫的“愁”较张扬、直接。有志难伸，无门报国，于是李白人性中宁静的因素拖引着他“舞袖回”。庄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于一身，“入世”无功便“出世”，“出世”又为下一次的“入世”，顺则进，逆则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奋，不回头，不旁顾，“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李白从小就种下了“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情愫，二十五时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并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

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曾作《大鹏赋》自况：“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长安三年遇挫后，仍矢志不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上李邕》）直至《临路歌》仍高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一生都想入世，都想伸展拳脚，于是他漫游、任侠、隐居待诏、进长安、投永王，终其一生，适如庄子《逍遥游》的大鹏“有待”。他始终立于大地而仰望苍天。

杜甫是“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之孙，早年也漫游各地，为应举从政作准备，开元二十三年归洛，应试不第，复漫游。为求仕困居长安近十年，终入蜀，再出蜀，大历三年登岳阳楼。他先后写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诗句无不以诗教“温柔敦厚”为纲，“发乎情，止乎礼义”。即如《登岳阳楼》一样，诗人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小我大而化之为大群：“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把个体的小宇宙拓展为整体的大宇宙，何等胸怀，何等气量！年老，多病，感时，思归，正是杜甫晚年诗歌的主题。“有待”是杜甫一生入世思想、行为的核心。他始终立于大地俯视大地。

登高而赋的风气始于《诗经》时代，李、杜这两首诗是题岳阳楼、写洞庭水的名篇，其实写洞庭的诗作最迟该起于屈原的《湘夫人》。而岳阳楼旧址本来是三国东吴鲁肃训练水兵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