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艺术交流对乐舞的影响_屈红梅

第13卷　第8期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Vol .13No .8(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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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01)

唐代艺术交流对乐舞的影响

屈红梅,任丽萍

(稷山师范学校,山西　稷山　043200)

[摘　要]唐代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鼎盛的时期。由于当时内外往来的频繁、贸易空前的繁荣,从而带动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和发展。突出的表现是唐朝乐舞对兄弟民族及外国舞蹈的广采博取、融汇吸收以及唐朝乐舞对兄弟民族及外国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舞蹈界应当借鉴历史经验,解放思想,摆脱羁绊,放开脚步,扩大交流,以促进我国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唐明;艺术交流;乐舞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8-6285(2001)08-0118-02

凡是对中国古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唐朝是极为鼎盛的时期,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显得尤为耀眼夺目。时至今日,每位华人谈起唐朝还会深感自豪。面对政治稳定,对外开放,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的盛世王朝,作为一名中国舞蹈酷爱者,自然关注盛唐的乐舞。由于当时内外往来的频繁、贸易空前的繁荣,带动了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唐代乐舞的发展除了对前代的继承以外,我认为:在一种积极主观的意识下,与兄弟民族和外国的舞蹈艺术进行交流融合是极其重要的。

一、唐朝乐舞对兄弟民族及外国舞蹈的广采博取、融汇吸收

唐朝立国之初,经常受到突厥、吐谷浑、吐蕃的进攻,所以初唐的政策一方面用兵,一方面怀柔。李世民打退了突厥和吐谷浑,又同吐蕃讲和,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结为姻亲。对迁徙到中原的少数民族,让他们安居乐业。随着国家的统一安定,民族杂居融合,经济的迅速发展,各民族、各地区、国与国之间的舞蹈艺术也相互影响和交流。

贞观十六年(公元624年)形成的《十部乐》中就有三部来自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外国,而大部分来自西域。西安博物馆有一座唐代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刻的石碑,原立于长安兴福寺内,明代发现时,仅存下半截故称“唐兴福寺残碑”。碎石两侧刻有边弧蔓草狮子人物花纹,

在图案中部,有二舞童,穿长袖舞衣,头上戴着系有飘带的帽子,二人舞姿对称:一脚直立踏在莲花上,一脚盘于膝部,稍倾身,正拂袖相对而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侧花纹完全一样,舞人姿态也完全相同,只是舞人脸型却差异很大,一边是眉目清秀的汉族儿童,另一边是卷发、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像。聪明的古代雕刻家,用这种表现手法告诉人们:唐代,西域人与中原汉族人都跳着同样的舞蹈。关于流传到中原的西域乐舞,唐人也多有咏叹于诗赋。如元稹诗有“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如卢肇的“古也郅支之伎,今也柘枝之名”;白居易的“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可见当时流行的盛况了。

不过唐朝在广泛学习少数民族乐舞的同时,也曾有选择地进行了扬弃,并且把吸收过来的东西不断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自己的喜好标准。久而久之,就完全消化

成自己的东西。如在《立部使》、《坐部使》中,著名的乐舞《破阵乐》,在用中原传统武舞形式编创中,其伴奏乐曲吸收了明快、健朗的《龟兹乐》成份,这就是大胆而巧妙的结合。西域乐舞《泼寒胡戏》就没有流行开,而它所用的曲子和舞蹈《浑脱》却流传很久。有些露胳臂腿的舞,因风俗习惯的关系就没有吸收进来。又如中原的《剑器》与《浑脱》原是两种不同的舞蹈。《剑器浑脱》的形成主要是两种伴奏曲结合的关系,才使舞蹈动作互相柔和在一起。《柘枝舞》原来只是一个人跳的,后来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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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5-03

[作者简介]屈红梅(1970—),女,山西稷山人,稷山师范学校教师。

双人舞,名《双柘枝》,再往后又变成二女童藏入莲花中,莲花一开,从里头出来起舞的形式。它最初是西域舞蹈,后来由汉人学习、加工,经专业舞伎的改造,使原来的《柘枝舞》在中原大放异彩。唐时,长沙并不是大城市,也有柘枝伎,可见这个舞蹈逐渐汉化,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这些来自民间,具有深厚传统的舞蹈,为唐代舞蹈艺术的大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丰富多彩的唐代舞蹈,正是在南北朝各族乐舞大交流大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国家强盛,商业往来频繁,使节互访增多,献乐舞、送舞人以表示亲善的国家也屡见不鲜。因此为唐代向外国舞蹈营养的汲取与吸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唐玄宗对乐舞的酷爱,来唐朝献乐舞的事颇有记载。开元初年(公元713—715年)康国向唐王朝献侏儒及胡旋女子。开元中,米国(今乌兹别克撤马罕西南)来中原献舞筵(舞蹈用的地毯)、狮子、胡旋;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史国君主忽必献来舞女;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骨咄(西域国名)王颉利发来献女乐:开元、天宝年间波斯多次遣使者来献火毛、舞绣筵等。咸享至开元年间(公元670一741年)宝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也曾多次遣使者来朝,献侏儒及歌舞。由此可见,唐代掌握和吸收外国舞蹈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此外,还有对《骠国乐》、《南诏乐》、《天竺乐》、《高丽乐》等外国乐舞的借鉴。如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在韦皋的主持下,吸收了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及其他兄弟民族的乐舞,编创成《南诏奉圣乐》到长安献演。德宗在麟德殿亲自观看了这次演出。

经历了一千多年,至今响誉国内外的唐朝精典乐舞《霓裳与羽衣》是在唐明皇写完了散序部分,见到西凉节度使杨敬述送来的天竺国(今印度)《婆罗门曲》后,认为这首乐曲符合自己的创作意图,就把这首曲子作为素材,加以吸收完成了后半段。正是大胆吸收、博采融汇才使得这首唐代乐舞登峰造极的代表作《霓裳羽衣舞》流芳百世。

二、唐代乐舞对兄弟民族及外国的影响

强盛繁荣的唐王朝,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盛誉。仰慕于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如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鉴真几次东渡等。在这样活跃交流的背景下,从初唐到盛唐,西、东、北、南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随着友好交往传到中原,中原乐舞也随之传播四方。

唐代著名僧人玄奘到印度取经,在羯若鞠都国,见到戒旺。戒旺以十分钦慕的口吻与玄奘谈到李世民与《秦王破阵乐》:“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玄奘行至迦摩缕波国,见到拘摩罗王。拘摩罗王与玄奘有这样一段对话,拘摩罗王曰:“善哉!……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公国耶?”玄奘答:“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玄奘是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亦说是贞观年即公元629年)八月离长安西行的,《破阵乐》在公元627年画龙点睛式在宫廷演奏,公元633年才编成大型舞蹈列入宫廷乐部。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破阵乐》能如此迅速地传播至印度,不能不令人惊叹!

1972年、1973年在古高昌(今吐鲁番)发现了张雄夫妇及其孙张礼臣墓葬中的舞俑及乐舞绢画,则清楚地显示了中原乐舞文化对高昌的深刻影响。无论服饰与舞姿均具有浓厚的中原风格,肩绕披帛,更是当时中原妇女的常服。表情温婉,配以轻微的舞蹈动作,不是跳《柘枝》、《胡旋》一类激烈的舞蹈,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原乐舞传入高昌,与高昌乐舞相互交流影响的史实。

素懂音乐的唐高宗(李治)有一天早晨听见莺叫很好听,就命著名的宫廷乐师白明达写了一首曲子《春莺啭》。乐舞《春莺啭》为唐代创作,后传入古高丽(朝鲜),古倭国。朝鲜李朝仪轨厅刻印的《进撰仪轨》记载《春莺啭》的编创情况,与我国史籍所载相同,这一点可以说明此舞是由我国传入朝鲜。此外,在新疆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一些具有旋转动势的舞蹈形象(特别是敦煌二二O窟),像今天朝鲜族的旋转舞姿。在《十部使》中就叙述了《胡旋舞》是先传入中原再由中原传入朝鲜的。

据《大日本史·礼乐志》载:《皇獐》平调曲,曾传入日本,所书与我国史籍相符。并说大神寺及天王寺都有传习,但“舞式各异”。想来这已经是日本民族化的《黄獐》舞了。另如,唐代《太平乐》的“狮子舞”传入日本后,已有很大变化。据日本《舞乐图》载:《太平乐》不是“狮子舞”,而已演变为扮武士舞。

由此可见,我国与不少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是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的。

盛世的唐王朝早已远离我们,而优扬舒美的《霓裳羽衣舞》至今绕梁末尽。对照我们今天舞蹈发展的现状,唐朝乐舞的博大精深,繁荣璀灿,不能不使我们深入、细致地寻找可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千多年前,各民族、各国的乐舞大量涌至中原,唐人并没有产生本族文化被侵犯的恐慌、忧虑心态,也没有引起常见的对异族文化习惯的本能排斥。相反,他们在自己坚实的文化根基上,积极乐观的接纳着一切外来的美好事物,而从不惧怕迷失自我。唐人这种强捍的民族自信心和智慧、豁达、博采并包的时代精神,不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舞蹈界应借鉴历史经验,解放思想,摆脱羁绊,放开脚步,广泛接触,以促进我国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责任编辑　任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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