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法治观的转变

论马克思法治观的转变作者：胡楠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05期摘要：马克思的法治观渗透在马克思各个阶段的法律思想之中，每一阶段的法律思想都体现出一定的特色，受其法律思想影响的法治观也在与时俱进。

本文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理清马克思由新理性批判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法治观转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新理性;转变;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诚合作下完成的，是唯一科学而完整的法律观点和方法论体系。

其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不是平直进行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或阐发的，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

在此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实现法学革命时期的思想进行深刻的研究，从而总结出马克思主义法学不同阶段的核心，依据等等。

一、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思想（一）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思想出身法学世家的马克思，1835年10月到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1836年10月离开波恩大学到柏林大学，继续地并且更加勤奋的学习法学。

青年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德国法学界，拥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康德主义法学和黑格尔主义法学。

由于马克思正处在弥漫着浓郁启蒙精神的环境里，像大多数深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的德国人一样，没有意识到康德理性自由主义法律观的缺陷，把康德的理想主义法学观当作其刚刚从事法学探索的思想理论原则。

然而康德的思想深受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人的自由观的影响，马克思学习康德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

这位年轻的探索者，对时代精神的洞察和把握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法哲学体系的构思，且撰写了约有三百印张的材料。

由于马克思的学术活动一向严谨，对自己通过研究所得来的每个结论都采取严格批判的态度，通过对《法的形而上学》和《法哲学》的再次思考，马克思意识到自己企图依赖理想主义法学世界观而建立法哲学体系的尝试已经失败。

他深刻地分析道，之所以会导致这第一次探索的失败，就在于“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

[1]1937年夏秋，马克思因刻苦学习使身体遭到严重损害，便来到柏林郊区史特拉劳休息，经过对自己曾经热情信仰的思想进行批判，他重读黑格尔的著作，深深地为黑格尔丰富而精辟的思想所吸引，并掌握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即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同一理论。

马克思抛弃了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法学观，重新找到了“精神依托”—黑格尔学说。

自1839年初起，马克思钻研于古希腊思想史的研究，并撰写了《博士论文》，在文中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倍加赞赏和推崇，主要因为伊壁鸠鲁对自由和无神论的主张与马克思的思想产生共鸣。

《博士论文》被称作一部“自由哲学宣言”，马克思在评价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学说和天体学说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表现了新理性批判主义的哲学观，在博士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观虽然是以“自我意识”的面目出现，虽然还建立在黑格尔思辨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毫无疑问，它是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世界观的“哲学纲领”。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新的书报检查令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掩盖出版自由同书报检查互不相容的这个事实。

于是马克思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继承近代启蒙运动的传统，运用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深入地分析法与自由的关系，抨击专制法律，捍卫出版自由。

马克思还把法学辩证法运用于剖析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揭示这种专制法律的内在矛盾。

在“以人类自由理性为核心的新理性主义法律的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出版法与检查法、法官与检察官对立之处进行了剖析，抨击历史法学派的反理性主义，还论述了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之上。

（二）恩格斯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思想生长在宗教信仰、宗教传统根深蒂固家庭里的恩格斯，其父亲要求他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教义。

因此，在恩格斯思想发展之初，宗教虔诚主义的意味十分浓厚。

后来在“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下，恩格斯以理性主义为指导，批判宗教虔诚主义。

恩格斯对人类自由的强烈渴望与热情憧憬，把这种自由理性观贯彻到对政治、法律现象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

在研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时，恩格斯认为必须以法律为基本手段来确立社会的基本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即法律秩序，一个社会只有首先建立正常的法律秩序，人民的自由、社会的公道与正义方有可能实现，“实行法治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法律的稳定性”。

[2]在集权现象的分析考察中，运用理性自由观与历史辩证观结合的新理性主义法学观，揭示了集权的二重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犹如马克思由康德主义经过激烈的精神世界风暴转向黑格尔主义一样，恩格斯也是由宗教虔诚主义，经过青年德意志运动转向了黑格尔主义。

虽然两人的思想起点不同，但是他们这一时期的归属是一样的。

形成了既强调自由理性又坚持历史辩证法的、建立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

二、从新理性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过渡（一）马克思法治观转变的缘由在马克思参加《莱茵报》工作的后期，原有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经过社会政治斗争风暴的洗礼，马克思发现了该思想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激起了马克思思想深处的震荡，便出现了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那个“苦恼的疑问”。

[3]因此，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这是他由新理性批判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转变的逻辑开端。

19世纪初的德国，广大人民由于日益贫困被迫盗窃林木，这一行为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严厉处罚。

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联系残酷的社会现实的背景，他分析了私人利益与法的关系，得出了“利益占法的上风”[4]的结论。

还站在法治的立场上，指出贵族习惯权力是特权者的习惯，是同法相抵触的，这体现了马克思为穷人争取权利做出了努力。

在分析程序法与实体法的联系中，马克思强调“法律的内部生命”是法之所以被称为法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法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但是，他在此时提及到的“人类世界”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对一种新制度、新法律的理想化和渴望，仍然是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的一种体现。

（二）马克思法治观转变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分析普鲁士政府离婚法草案，突破了对法律自由、正义和人类理性的抽象理解。

联系摩塞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马克思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客观关系对于法的内容、本质及其职能的决定作用，从而为解开那个“苦恼的疑问”迈出极为重要的一步，使自己的法学观离开新理性批判主义的基地。

由于马克思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是以黑格尔主义为其理论根基，从黑格尔那里接受的国家和法的观点与现实生活大相径庭，这使得马克思开始注意之前法律思想中所忽略的经济问题，进而研究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法律观和国家观，这一时期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法律观”的影响，不同于对待黑格尔主义的态度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不仅批判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而且还打算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

所以，以“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核心，联系现实的社会生活条件，从市民社会考察发，力图解决三十年代末由康德转向黑格尔的若干法学问题和《莱茵报》后期工作中出现的“苦恼的疑问”。

努力研究之后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基本原则，民主制是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完善的政治制度，提出实行法治的政治制度，还强调人民主权只有在正真的民主制国家中才能实现，至此就从根本上解开了一切政治和法律现象的谜底，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奠定了基础。

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两篇文章，从这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日益地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问世（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1、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形成的基石马恩在他们思想进程中，从不满足与眼前获得的理论成果。

为了进一步解开《莱茵报》工作期间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他们开始系统地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奥妙。

在“市民社会决定法”的基础上，他决定以异化为中心范畴，用它打开社会内部奥秘之门，希望通过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探讨法律现象与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着重分析民法领域的异化现象基础上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同宗教、家庭、国家、道德、科学和艺术等一样，法“不过是一些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并且等候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5]这种论断接近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述，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异化决定法律异化和生产的普遍规律决定法的重要思想，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大厦的筑建奠定了基石。

除此之外，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思想的基础上，得出人类生产活动是一切活动的基础，人是能动的，从事改造对象世界活动的现实的人。

生产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媒介，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这种关于生产力的最初思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

以上所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巴黎札记》和《巴黎手稿》两篇文章中，解剖法的经济实体、分析人的本质、扬弃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

恩格斯深入解剖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意识到资产阶法存在一些弊端，“法治国”的虚伪性，提出用无产阶级法治去替代资产阶级法治的历史任务。

这些丰富了马恩法律思想，推动马恩的法律思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原则的诞生地，也是文明社会法学发展史伟大的革命起点。

2、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的最终形成1844年底，马、恩在巴黎第二次会面，在这次会面的10天里，他们首次合作了一本书——《神圣家族》。

在这本书中马、恩批判布.鲍威尔等人对普鲁东法学思想的歪曲，进一步分析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评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刑法思想，该书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形成史上起到重要的标志作用。

1845年春天马、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并且进行了第二次伟大的合作，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伟大的著作。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述一些观点，诸如，一、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提出创建社会主义法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基本道路，指明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特征。

二、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对法的本质作出及其重要、及其基本的规定，指出法具有主观属性，即法是一种“意志”——国家意志。

他们认为：“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不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人意志的反映，更不是个别人的任性，而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整体利益，作为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反映，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做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

”[6]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的法学范畴和命题，形成了一个宏伟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形成的标志，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系统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