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改革与新文化运动

校园改革与新文化运动

一、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日刊》的创办

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份校园刊物，《北京大学日刊》(以下

简称《日刊》1起源于蔡元培在1916年底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希望北大学生除求学外，还必须遵守“抱定宗旨、砥砺德行。及敬爱师友”三项规范，这是他为北大学生量身订作的改革目标。其中。在“砥砺德行”部分，蔡元培认为学生除课堂上的学习之外，也应有适当的和正当的娱乐活动来放松。他在演讲中先提及“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赞成学生能从事娱乐活动；但也说“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强调学生所从事的娱乐必须合乎道德规范。

蔡元培之所以特别提到“正当之娱乐”，与北大当时在

社会上风评之恶劣有关。长校之初，蔡元培就曾在给吴稚晖的书信中谈到“弟到京后，……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并进一步说出“大学之所以

不满人意者，一在学科之零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

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的具体改革方案。当年北大学生对学校的“声名狼藉”，多有记述。顾颉刚说：“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的很，……教员和学生，校长和教员，都不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舍监也从不加干涉。”目罗家伦也说改革前的北京大学，在社会上风评之劣，甚至“北京出名的八大胡同里，谈到光顾的客人，则首称‘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跟众议院，一堂便是京师大学堂。”

蔡元培革除积弊，除作制度层面努力设立评议会来管理学生的操守外，更配以柔性开导方式，藉提倡好的娱乐以逐渐改变学生的观念。所谓“好的娱乐”，其一是发起校园社团，其二就是倡办各种校园刊物，鼓励师生投稿。以提高学生学术研究兴趣。至1917年底。北京大学校内已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课余团体。这些社团的成立，创设多半与蔡元培有关，且活动内容也都是蔡元培提倡的“正当之娱乐”。

校内课余团体的广泛设立使学生们在校内就能找到适

当的娱乐，减少在校外染上恶习的机会。而活跃的校园文化氛围也为创设前所未有的校园刊物提供了沃土。蔡元培为了创设校园刊物的计划能顺利进行，先在校内行政组织中。设置了出版委员会，负责全校书刊及杂志的出版。约莫同时，北京大学编译处成立，专司书籍编译，藉此提高北京大学学生阅读刊物及查询数据的兴趣。在设立相关组织且校内风气

逐渐成熟后，1917年冬，北京大学评议会决议设立《日刊》，11月16日，《日刊》的创刊号正式出版。

二、《日刊》的编辑群、经营制度与内容主轴

(一)编辑群与经营制度

《日刊》的编辑群体均属校内的新派人士。徐宝璜任编辑主任，主要编辑有陈独秀、沈尹默、胡适及孙国璋。徐宝璜时任文科本科专任教授，也是蔡元培发起的进德会的会员之一，在1918年后陆续发起了如学生储蓄银行、新闻研究会、学余俱乐部等校内社团，足见徐宝璜对蔡元培校园改革计划的积极参与。孙国璋时为文科附设世界语讲习班教员，也是《新青年》作者。陈、胡、沈三位更同时身兼《新青年》主编，以趋新扬名。蔡元培主导成立的《日刊》，以上述教员组成编辑群，正是要藉此提升北京大学校内对于新文化的接纳程度。

杂志的经营制度也有助于推动校内新思潮发展。《日刊》发行后两个月，校方开始将营运体系作改组与规划，创设经理部与编辑部两个单位，前者专司销售及广告等相关商业事宜，后者则负责编辑事务。1918年2月8日，编辑部在《日刊》上公布组织章程及投稿办法，其中重要者：首先，编辑部由日刊主任和其它编辑组成。其中日刊主任由校长指派一

名教员担任。第二，编辑分为甲乙两种，甲种由著述稿次数较多者担任，乙种编辑则经全校选举产生。

第三，《日刊》编辑部负责编辑稿件、审定规则、决定

方针、建议及改良日刊内容的方法㈣。第四，《日刊》编辑

部每个星期需举办一次例会。日刊编辑部的组织法规章，须经校长认可后实行。不难看出，校长蔡元培对于《日刊》的经营拥有相当高的决策权。从任命编辑主任，到编辑部组成，都是蔡元培依照编辑部组织法做出的决定，编辑部拟定的《日刊》相关规章也须经校长同意后才能正式生效执行，在他的擘画下，《日刊》的风格也呈现出多元且开放的风貌。

(二)《日刊》的主要内容及风格

《日刊》的创设，主要是为了能交流教学情况，该学术风气。创刊之初。就设有命令、法规、校长布告、各科通告、公牍、纪事等专栏，专门刊载校方重大规定及讯息。1918年2月改组后，《日刊》更开始积极邀请校内人士投稿以丰富刊物内容，增加可读性。此后陆续增加文艺、通信、杂录栏目。作为校内师生发表自己意见的阵地。除政治及宗教问题外，《日刊》对于其它议题的来稿并没有特别预设立场。校中新旧人物，莫不可以在此畅所欲言。1920年代以前，商务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立论多是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而《新青年》则是将刊物内容定位为批判传统礼教及倡导文学革命。各自立场鲜明。几乎没有折中的空间，也因而曾引起不小的

纷争。《日刊》高度包容的编辑方针，则更能反映出当时校方极力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新思维。

三、《日刊》所反映出的北大校园变化

《日刊》的兼收并蓄，为我们透过杂志考察这段期间的北京大学校园风气变化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可由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第一层面是公共领域：《日刊》所刊校园行政制度、公众组织的设立、校园行政规章的更定等。从中可以看出北大校风的校内的养成路径。《日刊》创刊号的“纪事”一栏，有刊载北京大学的研究所通则，通告文科(国文、英文、哲学)、理科(数学、物理、化学)、法科(法律、政治、经济)共九门学科成立研究所。另外，还规定了研究所平时所需从事的各项内容。从中可知北大各研究所的成立主要任务，是为带动学术研究风气。在设立研究所之后，各研究所的发展又各自朝向多元化，并陆续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组织的兴起，并将学术会议信息与研究成果反映在《日刊》中。

此外，校方若干重大决议或行政命令，也都会在此刊出，可视为北大教学质量及学术风气提升的关键。其中，较重要的决议如：1917年12月6日，《日刊》刊发“教授减发讲义案”，明确指出“各科目凡有适宜之教科书者，一概用教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