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

为了发展科学，把古老的中国现代化，中国学术界多次开展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科学史界都把它称为“李约瑟难题”。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他的问题是：

“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其实，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的探讨，在李约瑟以前很久，早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韩琦在〈关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一文中，就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 Parrenin）、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 Voltaire）、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F. Quesnay）、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 Diderot）的有关论述。而中国学者，早在本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因限於资料，作者拟在本文中对中国大陆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的讨论

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之时，就探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认为“无归纳法为无科学之大原因”。

1920年，我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清代“朴学”的研究法，已“近於‘科学的’”，而自然科学不发达，是因为我国人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於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又因为清代中国没有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建制，科学上之发明不能流传和交流，“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有趣的是，蒋方震（1882-1938）在1921年为这部著作写的序中主要讨论的，也是清代“纯正科学，卒不扬”的原因。他列举了四条：（1）“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2）“耶稣会党太子”，得罪了雍正，“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3）“民族富於调和性，……此科学之大障也”；（4）“民族尚谈玄”。

化学家王阧（1888-1966）在1922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之原因，不仅是“吾国学者之不知归纳法”，或“我国素鄙视物质科学，不加注意”；而强调“历史之影响，即专制之影响”，以及“民性之影响，乃依赖之影响也”。王阧认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是极大的“摧残”。而社会与学者的心理，“皆不视科学为研究真理之学问、不知其自身有独立之资格、固不必依赖富强之号召为其存在之保护人也”。这缺乏独立性、自主性的依赖心理也“断丧了”科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的冯友兰，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认为，探讨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原因，主要不能归之於地理、气候、经济，……而主要应归之於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哲学。接著他指出：中国古代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后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於培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而佛家也是主张自然的。新儒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这样，民族思想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就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1924年，梁启超发表了《清代学术概论》的姐妹篇《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进一步综述了乾嘉时期只有考证学得到畸形发展，而自然科学未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他认为，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综观上述学者的论述，他们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之於研究方法、哲学

思想、价值观念、专制政治和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等，而没有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二抗日战争胜利前后（1944-1947）的讨论

1944年，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也是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在这一年，中国学术界又一次展开了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1944年7月，当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陈立（1902-）讨论了我国科学不发达的心理因素：（1）拟人思想的泛生论；（2）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3）没有逻辑；（4）没有分工；（5）客观与主观的混淆；（6）理智的不诚实等等。而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反映著宗法社会的组织。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教授、数学史家钱宝琮（1892-1974）则把“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归因於中国人太重实用。而这些又是由中国的大陆文化，自给自足之经济所使然。

同年10月1日，《科学时报》复刊第一期刊载了对李约瑟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德籍犹太人维特福格尔（A. Wittfogel）讨论“中国为甚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译文。

1944年10月24-25日，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内举行了中国科学社湄潭区年会。24日下午7时，李约瑟（当时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友）作了题为“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讲演。李约瑟在演讲中，首先批驳了“泰西与中国学人”的“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点，指出：“古代之中国哲学颇合科学之理解，而后世继续发扬之技术上发明与创获亦予举世文化以深切有力之影响。问题之症结乃为现代实验科学与科学之理论体系，何以发生於西方而不於中国也。”这里，他实际上已提出了1964年发表的“李约瑟难题”。对於这个难题，他认为：“此当於坚实物质因素中求答。……中国之经济制度，迥不同於欧洲。继封建制度之后者为亚洲之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不为资本主义。……大商人之未尝产生，此科学之所以不发达也。”

浙江大学校长、气象学家、科学史家竺可桢（1890-1974）参加了这次演讲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李约瑟对“中国近世科学之不能兴起”的回答，即“由於环境，即四个抑制因素，为地理、气候、经济与社会。后二者乃由中国之无商人阶级。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故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与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天气方面因雨量无一定，故不得不有灌溉制度。因此，地主尽为一国之王所吞如。而封建官僚的基础制度不可消灭，商人无由兴起云云”。接著，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载了他本人、郑晓沧、王阧、钱宝琮在随后的讨论中发表的意见。

1945年，竺可桢发表了〈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他在文中首先分析了钱宝琮、李约瑟、维特福格尔和陈立四人的结论，指出“前三位先生一致主张是农业社会在作别；陈立先生的意见是由於宗法社会的组织。两者的意见实是二而一。因为宗法社会只有以农业为经济核心时才能维持，才能发展”。竺可桢然后进一步探讨了第二个问题：“为甚么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能保持这种压倒的势力如此之久？”竺可桢考察了中国的历史，指出：“从战国到汉初，一方面是工商业发达时期，一方面也是中国思想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但是，由於汉武帝厉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工商业的发展被扼杀。至於在战国思想解放的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则是由於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於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竺可桢进一步认为，“中西文化在这种价值意义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於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