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及对世界的影响

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及对世界的影响摘要：本文简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主要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派别，以及各自的流变过程。

进而探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各自的特点以及之间的差异。

最后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世界的影响。

关键字：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特征影响一、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也是自然哲学家。

”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主要指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的伊奥尼亚学派，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

希腊哲学从探讨万物的本原开始。

哲学家们在对“始基”的提出过程中，阐明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何为本原呢?“本原是万物的根源或元素”。

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有过解释。

他认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他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

在古希腊，自从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后，“始基”观念便存留在先哲们的运思中。

米利多学派作为西方最早的哲学派别，他们在寻求万物始基时，摆脱了宗教迷信的传说，依据对自然的直观猜测，首次提出世界的物质性始基思想。

这表明了人类思维开始向神话阶段告别，开创了科学认识自然的新路。

泰勒斯之后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因为一切都生自无限者，一切都灭入无限者”。

但他没有说出“无限者”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无限者”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没有固定形态或固定性质的原始物，它还不是事物某种共同属性的抽象，是一种感性具体物。

阿那克西曼德没有从泰勒斯命题中思辨的水与感性的水内在的矛盾来把握思维发展规律使然。

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是将一切具体性、个别性、特殊性都否定和抽象掉了。

在希腊哲学开始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西曼德，在从个别到一般的过渡上经历了两个阶段：泰勒斯从个别的水上升到一般的水；阿那克西曼德则从一般的水(也是个别的物质)上升到一般的物质。

在人类思想抽象发展的过程中，后一阶段超越了前一阶段，这是人类从认识个别转向认识一般过程的一个积极成果，表明人类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提出了以“无定形”的“气”作为万物的始基，以一个确定的元素代替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的东西。

并认为气有两种内在的动力，即稀散和浓聚。

他说，当气“很稀的时候，就形成火；浓的时候，就形成风，然后形成云；再浓，就形成水、土、石头；别的东西都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

”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既坚持了阿那克西曼德作为始基所应具有的无限思想，又抛弃了他把一种不定形的东西作为万物始基的见解，而且“气”比泰勒斯的“水”有更大的存在范围和变化性。

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作为万物的始基，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由数造成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数的观念，以数作为本原，在抽象思维程度上较米利多学派前进了一大步。

“数”的概念已经抽掉了千差万别事物的具体的质，注重事物的量。

这就比“水”、“气”之类更能说明万物的本质。

但是，把数看作独立存在的万物的根源，这使其哲学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和唯心主义倾向。

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数”，就寻求万物的本原说，是开辟了和米利都学派不同的途径，就寻求现象的本质说，也比米利都学派深入一层，这种无形体的数是比可感知的事物更为本质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综合了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并将二者扬弃以后保存在自己的新的形式中，从而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作出了概括和发展，成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始基，“变”是火的基本性质，火的变化生成了万物，万物最后又复归于火。

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变化、必然性、规律(“逻各斯”)和对立、统一等范畴，并用这些范畴来论证始基范畴，不仅如此，赫拉克利特在论述始基的辩证特性、阐述“一切皆流”的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这对范畴。

从表面上看，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或“火”，和米利都学派的“水”、“气”等一样，都是感性具体物。

从这一点上讲，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是有联系的。

但从根本上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火”与“水”、“气”等完全不同。

用现在的哲学语言来说，“水”、“气”等是物质，而“逻各斯”、“火”则是物质的运动。

存在与非存在这对范畴虽然是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的，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逻辑上对这对范畴进行论证。

与赫拉克利特不同，爱利亚学派不仅从逻辑上论证了存在与非存在，而且把“存在”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

巴门尼德不同意赫拉克利特“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的说法。

他说：“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存在自身同一，存在就是存在。

凡是可以思议的都是存在，凡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不存在。

爱利亚学派认为，存在的特征是无始无终、静而不动、永恒不变。

从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角度来看，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比先哲们提出的本原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针对赫拉克利特运动、变化的始基观，爱利亚学派对存在范畴作了各种逻辑规定：首先，存在是永恒的，即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存在；其次，这种永恒的存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再次，这种无限的存在也就是惟一的存在；最后，这种永恒、无限、惟一的存在是不变的。

爱利亚学派对“存在”的种种规定，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这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是一种反动、倒退。

但是，这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中的暂时倒退，正是由它演化出了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有限与无限、动与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流变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五行学说和殷周时期的《周易》提出的“阴阳”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先秦子学先秦哲学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这一时期的哲学。

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产生了儒、墨、道、法等家。

先秦的儒家也往往被称之为原始儒家，发端于孔子，其代表人物还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

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的恻隐心，能对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产生共鸣；仁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还是一种孝、忠的品质，能做到在家庭、家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会生活中“忠君爱国”。

“仁”在这里实际上是人的完美的品质修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不仅为“仁”找到了人性的根据，即人天生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的萌芽，经过一番“修身”、“养性”的培养，就可以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他进一步以这种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仁政”学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这些“重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家思想奠定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长期与儒家相抗衡的是道家，道家自先秦时期形成后，历两千年而不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

先秦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老子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准则。

他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产生和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观点。

他还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提出了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并从事物的矛盾性角度，提出了“不争”的处世与修养原则。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产生天地，天地和气产生万物，物生是气的“聚”，物灭是气的“散”。

庄子哲学最有特点的是他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要按自然本性生活，就要消除名利欲望，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

老子、庄子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自然主义先河，他们人生哲学中的反等级、宗法、专制思想，以及崇尚自由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有较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

墨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家双峰并峙的学派，同被称为“显学”，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他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就要使人们“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的治国主张包括尚贤和尚同两个方面。

尚贤即任贤使能，任人唯贤。

尚同即由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从哲学上看，支撑法家变法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有两个理论观点：一是性恶论。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并且从经验层面观察人性的生理需求和实际行为，主张人性普遍好利恶害，贪婪自私，完全不能期望以礼乐化之。

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并通过法势术的结合巩固专制统治。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二是历史进化论。

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永远行得通的基本法则，人们就应根据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2、两汉经学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故其哲学流变由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

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认为，天人是相互感应的，感应的根据是天人皆有阴阳，而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五行生胜，才导致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诸如自然界的四时代谢，社会上王者四政（庆赏刑罚）迭用，个人四气（喜怒哀乐）转换。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

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3、魏晋玄学魏晋时期，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即玄学应运而生。

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有：以“三玄”(《易》、《老子》、《庄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基本内容，有提出“以无为本”及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自己的本的思想；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为其哲学目的；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