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

兰克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如实记述”，即撰写历史时决不可因政治或

宗教等原因而带有偏见，应做到“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著述的目

的，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只要史家不偏不倚地、客观地、通过批判性地检

验史料，就可以发现事实，重建历史真相。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

中写道：“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

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

已。”兰克强调，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决不能心存实用的目的，只应

追求事实的客观真相，不应褒贬是非，不进行任何价值判断。这样，兰克认为史

料高于一切，历史学家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就要穷本溯源，收集原始资料，

让史料本身说话。兰克强调，史著是否可信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信的原始材料

作根据；为使所用的史料确实是可信的，就一定要通过周密的校勘和考证，辨别

其真伪。兰克的这些主张，使得他的历史编纂更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

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主要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

案及政治家的日记、回忆录等。

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兰克还首创了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新方法，他用研究

班(seminar)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大批历史学家。在研究班中，学员可在教授

的主持下，围绕某个专题进行教学和研究。兰克认为，历史知识的传授和史学家

的培养，仅仅通过讲课是不够的，其不足之处可用研究班的方式来解决。在研究

班中，兰克的学生在史料的鉴别、理解和使用上；在培养不偏不倚的绝对客观态

于沛，郭小凌，徐浩著.西方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6.124

再传弟子遍布西方各国，他们大多严格承继兰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将客观主义

视为唯一科学的史学方法，逐渐形成颇有影响的“兰克学派”。他们无论是在德

国，还是在国外，大多是多有成就的史学名家，如美国的班克罗夫特、瑞士的布

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德国的吉泽布莱希特(Giesebrecht，1814—1889)、乔治-惠芝(Georg Waitz，1813—1886)、威廉·瓦腾巴哈

(Wilhelm Wattenbach，1819—1897)和济贝尔(SybeI，1817—189s)等。兰克学

派追求原始史料，重视史料鉴别和档案分析，标榜绝对的“客观主义”。西方一

些学者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的治史理念，体现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精神，成

为欧洲史学的典范。基于此，兰克史学也被称为客观主义史学，但实际上，历史

研究中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历史研究离不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观，历史

观即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外历史学家的共识。

兰克学派

详细内容：（lanke xuepai）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2.21—1886.5.23），生于图林根的维厄，后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作品，从而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824年他写出并出版了他的首部著作《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历史，1494—1514》之后，即入柏林大学任教，在那里担任了近40年的教授，并写出关于英国、

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他在当时的史学界声名显赫，并有较高的政治声望，1865年被封贵族，1882年成为枢密院顾问。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正如后人所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即…据事直书‟——引者）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