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冲突及解决方法

「内容提要」香港和内地虽属同一主权国家，却分属不同的法域，两地之间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难以避免。

对涉港民事诉讼的定性模糊，完全肯定平行诉讼以及现有规定的不明确等缺陷的存在，给两地正常的民商事交往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提出了应当科学定位涉港诉讼，主要通过司法协商途径解决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回归后原有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除与《基本法》相抵触的以外仍然有效，香港法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除涉及国防和外交等国家行为外的所有案件都可行使审判权。

这就在客观上使我国存在不同的法域，在两地不断频繁和深入的民商事交往中，分属不同法域的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区际民商事法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通常来讲，民商事法律冲突主要包括管辖权冲突、法律选择和司法协助三个基本问题，其中管辖权冲突又是基本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因为它既关系到司法主权问题，又涉及到实体法律的适用和法院判决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同时也是任何一个民商事案件程序中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内地与香港都有涉及外国的民事诉讼所适用的程序规则，但均未制定或完善审理区际案件的程序规则。

由于内地和香港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当事人而言，同一纠纷选择在内地进行诉讼或在香港进行诉讼，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出现“挑选法院”和“一事两诉”等现象就难以避免。

这些冲突的存在，会对内地和香港之间正常的民商事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大而言之将会影响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效果和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所以，认真探讨两地之间民事诉讼管辖权方面存在的冲突，进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内地和香港处理涉两地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规定（一）香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香港法律将涉外民事管辖权区分为对人诉讼的管辖权和对物诉讼的管辖权。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对人诉讼还是对物诉讼，香港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都必须对该案件有实际的支配力。

其中对人诉讼，是指直接针对某一个人的诉讼，旨在通过法院责成某人为或不为某项行为。

这种诉讼一般只拘束诉讼当事人。

根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被告身在香港，而法院的起诉文件能在香港送达被告，或被告自愿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权，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而法院根据《最高法院规则》第11条之规定，批准将起诉文件于外地送达被告等三种情况下香港法院可就对人诉讼行使管辖权。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对人诉讼，香港法院不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居所或诉因的性质，而是从“有效”原则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管辖权的。

所谓对物诉讼，是指原告请求法院维护其财产权益的诉讼形式。

与对人诉讼只拘束诉讼当事人不同，对物诉讼除了拘束诉讼当事人以外，还可以拘束有关的第三人。

对物诉讼主要包括决定物之所有权或其它权利的诉讼、海事诉讼和有关身份行为的诉讼。

其中前两种对物诉讼也采取按“有效”原则确定法院的管辖权。

对关于身份行为的诉讼，香港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是否在香港来决定它是否具有管辖权。

①由于受英国冲突法的影响，香港的冲突法对国际冲突法和区际冲突法也不作区分，所以香港冲突法对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也应当适用于涉大陆民商事案件。

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

这里的所有案件显然也应当包括涉大陆案件。

也就是说香港法院在处理涉大陆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时，也会依据上述规则。

（二）内地关于涉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要依据是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法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中，就管辖权问题作了专章的规定。

对于涉港民事诉讼管辖权，该法并未作特别规定，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86年6月12日印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和1987年10月19日印发的《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为《解答》）中。

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内地法院行使涉港民事诉讼管辖权具有如下特征：1.对涉港经济纠纷事案件参照涉外诉讼处理。

根据《解答》的规定：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章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与内地虽属同一主权国家，涉港案件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涉外诉讼，但在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方面却是按涉外案件处理的。

2.被告在内地有住所的，一般采“原告就被告”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237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它有关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除了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它的是将国内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

所以，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在没有关于涉外民事诉讼法管辖权的特别规定时仍然适用。

3.对涉港合同案件、侵权案件和离婚案件等实行特别管辖。

第一，针对非经济纠纷的婚姻案件，《解答》则规定：双方原在内地结婚，现一方居住在港澳地区，另一方居住在内地并提起离婚诉讼，应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由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港澳一方向港澳地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内地一方向内地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法院有权管辖。

第二，因经济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凡合同签定地或履行地在内地，或者双方争议的财产在内地，内地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凡是被告在内地有住所、营业所或设有常驻代表机构的，或者被告在内地有非争议财产的，内地人民法院也可以管辖。

第三，因为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凡侵权行为地或侵权结果地在内地，内地法院有管辖权。

4.肯定平行诉讼，并规定内地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平行诉讼，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在两个以上的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诉讼的现象。

我国法院对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持根本否定态度，对于涉外案件平行诉讼则基本肯定，并规定国内诉讼具有优先效力。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6条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

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纪要》中也指出，“凡中国法院享有管辖权的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外国法院或者港澳地区法院对该案的受理，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同一案件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但是否受理，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由此可见，内地对于涉港案件中的平行诉讼也完全持肯定态度。

5.承认协议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和《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45条的规定，对于因合同纠纷和物权纠纷（除涉及不动产物权的纠纷外）提起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内地法院行使管辖权；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向内地法院起诉，另一方应诉，并进行实体答辩的，内地法院也可行使管辖权。

这实际上肯定了涉港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采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约定管辖法院。

二、我国现行涉港民事诉讼管辖权规定存在的问题（一）对涉港案件的定性比较模糊，不利于纠纷的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的本质在于利益冲突，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可能存在根本的利益差别，为了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和尽可能地防止涉外案件的处理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往往喜欢通过尽可能地扩张本国对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权来进行利益的争夺和维护。

而内地和香港属于同一主权国家，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差别，但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管辖权的扩张和争夺已属次要。

在此情形下，显然不能直接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解决涉港案件的管辖问题。

而我国虽不把涉港诉讼作为涉外诉讼对待，但在处理涉港案件时，是比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

此外，除了《纪要》和《解答》对涉港案件的民事诉讼管辖权做了一些具体规定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相关规定。

所以，在处理涉港民事诉讼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涉港案件管辖权的混乱，这就使涉港案件的处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目前的受案原则，对大陆方当事人极为不利目前，内地在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时以“原告就被告”为一般原则，兼采最密切联系原则，而香港则以实际控制为原则，两地不统一的规定对大陆当事人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不仅会影响到审理该案需要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而且会影响到法院生效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按照内地目前这种确定管辖权的原则，如果败诉方在大陆，其财产一般也在大陆，这类判决就容易得到执行；相反，如果败诉方是香港居民，其财产一般也不在大陆，判决就难以执行。

而且，如果香港居民是被告，且争议标的不在大陆，则法院一般不会受理。

显然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大陆当事人都是极为不利的。

（三）现行规定存在着一些不明确、不合理之处如《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这一规定无疑也适用于涉港案件，这在专门针对涉港澳案件的《纪要》和《解答》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但稍一注意就不难看出，这一规定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一，虽然根据“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行使管辖权目前已被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条约所确认，但一般都规定只有某一诉讼是由于该代表机构直接引起或与其有关的情况下，才对不在本国的被告依据这一联结点行使管辖权。

而我国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会有将“被告代表机构所在地”视为“被告住所地”的嫌疑。

第二，该规定中的合同签定地和合同履行地等术语缺乏明确的界定。

因为两地的法律对此规定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就可能因概念的含义模糊而产生分歧。

（四）不加限制地肯定平行诉讼，造成两地区际管辖权冲突不合理扩大平行诉讼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平行管辖，实际上各国立法规定的专属管辖和拒绝管辖的情况都只是个别的，更为广泛的案件都属于平行管辖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