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想象与现实

产业转移：想象与现实来源：《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09月20日14:10 烈日炙烤大地，房屋拆迁废料四处散落，推土机在大片开阔地里左右扫荡。

四川省西充县多扶镇，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居民们很难想到会有园区建在镇里，之前连县城都没有工业园。

现在，西充县政府告诉大家，多扶食品工业园建成后，到2015年可实现产值20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60亿元、利税20亿元，解决1万人就业。

附近居民们摇着蒲扇，围观着工地，畅谈着可能因工业园区建设而改变的生活。

这是现在中国中西部常见的景象。

各类工业园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在政府的宣传中，人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转移”已经启动，工厂将填满那些正在建设的园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外出打工挣的钱，用到附近县城乡镇买房。

如果在家就能打工，他们就不再去沿海了。

地方政府有着勃勃雄心，希望借产业转移之机，完成城市角色的重塑。

这完全有经验可循。

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发生了三次以上大规模跨国、跨区域产业转移，几乎每次都必然推动承接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活力，推动承接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催生一批中心城市和工业带，成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迅速崛起的助推器。

不过，在四川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另一番景象却正为政府的产业转移热忱发出警报。

农民们开始找政府理论，因为他们当初被急征的土地闲置了。

这个主要依托产业转移、规划年产值超过千亿元的工业园，如今多块企业用地荒废。

经历今夏持续交替的酷暑和暴雨，饱食阳光雨露的野草，正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包括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等承接地的多位官员均坦言，推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仍有很大难度。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在行政干预下迅速发酵，而转移产业总量仍然相对稀缺，这令承接地之间的厮杀加剧。

在缺乏整体有序、合理规划的产业转移指导方略下，如饿虎扑食的中西部地方政府，不惜出手各种优惠政策，精明的商人渔利其间，重污染的化工厂占据了一半以上中国人饮用水的源头。

为迎接产业转移，原有地域经济形态被打破，并引发资源分配、区域分工、城市定位、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新问题，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各转入地之间、企业与地方之间，诸多利益亦纷争不断。

产业转移这幅巨图，能否在政府执笔下绘就，尚无答案。

撬动“龙头企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构建起产业初步集聚效应后，进而吸引大量相关行业企业及配套项目落户的链状转移模式最受推崇细雨洒落长空，装在火车集装箱的电脑，整装待发。

5月19日，重庆制造的首批电子产品专列，首次通过重庆铁路集装箱枢纽站，开往深圳盐田港，再由海船转运至欧洲。

这标志着重庆铁海联运华南通道全面打开。

而制造这批电脑的，正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集团。

富士康集团项目落户重庆可谓一路加速。

2009年8月4日签约，在50天后，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就开工建设，创下重大项目自签约到开工用时最短记录。

在经过八个月调试运行后，2010年5月19日，富士康（重庆）产品外销基地正式投产出货，运往欧洲。

以垂直整合能力著称的富士康，还为重庆带来了50多家供应商，仅5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家富士康供应商与重庆市政府签约，包括全球最大笔记本电池企业新普公司。

整个产业链为之撬动。

昆山宏达兴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就是富士康集团的一家供应商，该公司50％以上的业务来自富士康集团。

总经理申国顺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和2006年间，追随富士康集团的脚步，这家公司先后在深圳宝安和山东烟台设了厂区。

他说，如果跟着富士康获得的订单可靠，那么公司将会随其“再下一城”。

这是时下西部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故事。

卖力推动产业西进的各地政府，最为推崇的，正是通过引进一些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构建起产业初步集聚效应后，进而吸引大量相关行业企业及配套项目落户的链状转移模式。

这种模式在一些重要的中西部城市更是势如雨后春笋。

其中又包括已有基础的链状转移和空降式的链状转移。

前者诸如各地摩托车企业转向重庆，因为重庆摩托车产业本已比较发达，产业链基本齐全。

再如湖北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则因当地有中国最大的精细磷酸盐生产企业和全球最大的六偏磷酸钠生产企业——湖北兴发化工集团，以此吸引相关产业。

后者则如富士康等电子企业的落户。

2010年1月26日，惠普中国第二座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投产，惠普就召集了20多家产值规模在百亿元左右的配套厂商，到重庆考察投资，目前大多已落子重庆。

仅仅一个月后，2010年2月26日，全球最大服务器制造商——英业达中国第二生产基地在重庆开建，该公司在当天也携70余家核心供应商而来，给重庆牵线搭桥。

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在2010年湖北省就突然冒出了两个全国百佳产业集群，即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和仙桃无纺布产业集群。

这跟转移企业的到来密不可分，反过来，集群吸引亦促进了产业转移。

数据也的确令人鼓舞。

以湖北省为例，2009年该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项目2332个，实际到位资金达到1120亿元，吸收转移产业态势整体趋好。

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今年4月向台湾企业推荐湖北时便充满自信地表示，现在产业转移和资本转移的大趋势愈加明显。

为抓住机遇，早在2008年，湖北省政府就曾委托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内的多家机构，调研产业转移情况。

同年末，调研成果《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报告出炉。

该报告称，转移的策源地，将主要来自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环渤海等外向型经济活跃圈层。

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增长至1.4万亿元左右的规模。

报告乐观地指出，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尚处于启动阶段，下一步将进入产业转移规模化阶段，产业转移将日益加速。

“趋势”未成“现实”直到2009年，一向被认为“油电煤运”成本更低的内陆，在加工贸易上的地位仍是微不足道，被广泛提及的“西部优势”也往往并不完全真实然而，在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看来，产业转移从“明显趋势”到真正成为现实的距离，并不如承接地政府所想的那么近：“在前两年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土地费用、环保成本上升，当时就预计会有大规模的转移，金融危机时有人说感觉趋势更明显了，但现在看来，我不认为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实际上，中西部内陆省份迫切盼望的“产业转移”中，沿海加工贸易向内陆的梯度转移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这一提法在过去20年内并不新鲜。

但至2009年底，中国加工贸易达到1.1万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占到整体进出口贸易规模一半，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早已成为“世界工厂”，一向被认为“油电煤运”成本更低的内陆，在加工贸易上的地位仍是微不足道。

在企业层面，被广泛提及的“西部优势”也往往并不完全真实。

苏州维鲸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维鲸电子）业务经理孙明正就觉得，到西部投资用到劳动力上的成本，最终并没有下降。

在他离开苏州时，当地月基本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1000元，而重庆璧山县才560元，最初他们觉得人力成本可少两成左右。

事实是，“璧山县的工人对工资绝对值要求很高，通常为1400元，他们甚至希望社保不用买了，直接发给他湖北省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筹备组成员张明进说，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企业要关闭原来在沿海的工厂，有关闭成本，搬来承接地，则有建设成本。

对小企业而言，这样的成本可能不堪重负，如果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他们将很难承受。

这就是造汽车的转来了，造车厢的跟着来了，然而就是造螺丝钉的却没有来的原因。

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表示，目前湖北正在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允许转移企业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保障转移企业的融资需要。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则不将眼下龙头企业西进，带动部分产业集群兴起，视同为“产业转移”：“一些企业肯定会转移，但不会出现转移潮。

因为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很少有国家的企业成批量地转移到自己国家内地。

”沈明高说，曾有哈佛大学教授曾研究过，全球约80％的经济活动，发生在沿海。

他认为，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更高，效率足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

此外，对企业而言，在沿海地区还有产业链比较长等优势。

按照全球此前三次大规模的跨国和跨区域产业转移的规律，每隔五年应有个高潮。

湖北省的一名官员也向本刊记者坦言，自2005年大规模推动产业转移以来，今年刚好第五年，但至少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潮还未达到。

“在珠三角的广东有南粤和北粤的差距，在长三角的江苏有苏南和苏北的差距，在浙江也有产业弱地，环渤海带则刚刚发展起来，怎么转移？”多位中西部承接地的官员也坦承，承接的转移量小于预期。

“腾笼”并未“换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鸟”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源源不断地飞来或孵出，这对于产业转移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新鸟没来，怎敢让旧鸟飞走”在跟浙江的服装制造企业们接触时，本刊记者发现，他们已不愿再高调地谈“转移”了。

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下，转出地的地方政府，要么希望企业留下，要么希望在省内转移。

这种意图，在首先提出“腾笼换鸟”的广东，也十分明显。

自2005年始，广东开始在省内推进产业转移战略，在2008年，建了26个经省政府认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

到2010年3月，广东在省内推进建设的产业转移园，已经达到34个。

但在政府成为转移主要推手的背景下，即便省内的转移也并不顺畅。

广东东莞市政府的内部人士就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广东省政府推进产业转移的力度很大，往往通过直接下达任务给地市级政府，要求他们将一部分企业转移到韶关等较为落后地区。

东莞也一直和韶关都有转移对接项目，韶关出土地，建立产业转移园，东莞的企业转过来，两地款税平分。

韶关市政府当然很乐意接受这些企业。

“但是东莞政府就不乐意了，一个企业再烂，效益再差，政府也不愿意赶它走，毕竟它即使不能创造税收，也可以创造劳动就业机会啊，还可以带动周边的消费，在一些指标数据上也有贡献。

”同时，东莞目前有很多农村，在过去30年早已脱离农业生产，村里大量修建厂房，租给外来加工贸易企业。

村民们最不乐意这些企业搬迁。

因为按照规定，加工贸易类的企业每生产一定数量产品，就要向村集体缴纳部分代工费；如果企业整体搬迁，或者向外扩张而更改东莞分支的企业性质，这部分代工费收入都将失去。

因此，面对“转移”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想方设法留住企业。

上述东莞政府人士说，产业转移是知易行难。

实际上，对于广东等较发达地区而言，产业转移并不仅仅是产业转出的问题，而是经济转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东省开始进一步思考转型。

“毕竟目前的产业模式太落后，利润低，受国外的影响又很大。

”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说，珠三角生产环境、资源、能源、土地已经很稀缺了，政府希望通过“腾笼换鸟”，吸收更先进的产业，这才是产业转移真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