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

在对上述十大论争的清理、总结和评述中，我们深感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翻译论争的论题是鲜明突出的， 论争的内容、论争的角度和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论争 的学术含量和理论含量是较高的，有关文学翻译的论 争是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演进历程密切 相关的。从纵向上看，十大论争贯穿着整个中国翻译 史和翻译文学史，同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论争高 潮相对集中。20-30年代和80-90年代是论争的两个高 峰，十大论争中的大部分论争集中在这两个时期。显 而易见，这两个高峰期的形成是与中国整个学术文化 的繁荣期相一致的。从论争的主题内容上看，是逐步 由浅入深、逐步推进和深化的。
第四大论争，是转译与复译之争。

转译与复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形式而展开的论争。 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 的翻译方式；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 同，形成了首译和复译两种不同的方式。因已有的译本不 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 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 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与转译 是相当普遍的翻译方式，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 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 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与转译的是非功过， 翻译界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 争鸣。经过争论，大家认为“转译”是不可避免的，但应 尽量直接翻译；复译也是必要的，但复译不能为盗译（抄 袭已有译文）提供条件，复译必须在旧译基础上有所超越、 有所提高，才有存在价值。

文学翻译的学术论争，是中国学术论争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中国翻译论争及翻译理论建设的一个重 要方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不仅译作上 成果累累，学术争鸣也呈现出钟罄和鸣、百花争艳的 局面。文学翻译论争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广泛，探讨较 为深入，论争的起因和背景有所差异，呈现出较为复 杂的样态。通过梳理和整合，我们可以把有关文学翻 译的学术论争分为十大主题，可以总称为“十大论 争”。
第三大论争，是异化与归化之争。

翻译中的所谓“异化”和“归化”，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 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 译文要有“异”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 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 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 值和不可替代性。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 是不全面的。这一对概念都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 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异化和直译都追 求与原作的“等值”，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但归化和异化更 加强调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直译、意 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 与学术争鸣中，“归化”和“异化”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 文学由翻译方法论进而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在异化 和归化的争论中，更多的理论家强调译文应保持原文的风格， 即“洋味”，反对过分“归化”，但更多的翻译家在翻译中仍 倾向于译文必须是地道的汉语，具有“归化”倾向的译文占了 大多数。
第一大论争，是“信达雅”之争。

由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晚清以来中 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严 复翻译经验的精炼的总结，也相当程度地揭示和概括了翻 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中，没 有哪一种学说像“信达雅”一样具有如此深远和广泛的影 响力。由于严复的“信达雅”只是有感而发，并未做现代 意义上的科学的界定，后来的人们或解释、或阐发、或引 申、或赞赏、或质疑、或贬斥，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真 正出现了百年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期间的争鸣出现过 三次高潮：第一次是20-30年代，第二次在50年代，第三 次高潮始于80年代，延续至今。通过论争，“信达雅” 的历史渊源、内在含义、作为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原则标准 的持续有效性得到了大多数论争者的充分肯定。
第五大论争，是“处女”、“媒婆”与“奶 娘”之争。

翻译文学的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 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 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对翻译文学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价 值、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并无太大争议。 只是翻译文学究竟“功用”在何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认 识还是有差异的。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也经 历了从现实的、政治的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 化过程。而在文学层面上，特别是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上， 人们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论争中， 有人将创作比作“处女”，将翻译比作“媒婆”，认为文学翻 译只起一个“媒婆”的作用，与“创作”这个“处女”相比是 次要的；有人则将翻译比作“奶娘”，认为翻译促进了创作， 对创作有哺育之功，因而翻译是创作的“奶娘”。形象一点说， 这一论争就是“处女”、“媒婆”、“奶娘”之争。经过论争， “媒婆”论者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奶娘”论得到了普遍的认 同。
第二大论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

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界一直都是将直译、 意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的概念来使用，并围绕直译、意译 进行了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论辩。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意 见：1.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加以提倡；有的提倡直译， 但不把“直译”理解为逐字译，并把直译理解为唯一正确 的方法，不承认另外还有“意译”的方法；或者把直译与 “曲译”对立起来，认为直译就是“正确的翻译”；2.反 对逐字直译，主张通顺易懂的意译，或者认为所谓翻译就 是“译意”，就是“意译”；3.将直译、意译两者调和折 中，不作硬性划分；或反对使用“直译”“意译”的提法， 而主张用别的更恰当的概念取而代之；或对直译、意译的 内涵作进一步科学的清理和界定，主张两者的有机结合与 统一。通过论争，大多数意见认为直译、意译作为不同的 基本翻译方法，在翻译中应灵活使用，应在尊重译文的全 民语言基本规范的前提下，能直译的便直译，不能直译的 便意译。

第六大论争，是神似化境与等值等效之争。

“形”与“神”、“神似”与“形似”，原本是中国传统 的文论和画论范畴。在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理论构建中， 有些翻译家和理论家借鉴这两个传统概念，来表达翻译文 学中的艺术追求，后来，钱锺书等又在“神似”的基础上 提出了“化境”这一概念，作为翻译文学的一种理想境界 和目标。而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与 “神似”、“化境”论一样也属于翻译文学的理想目标。 长期以来，翻译界对 “形似” 与“神似”的关系、“神 似”与 “化境”的关系，“神似”、“化境”与“等 值”、“等效”的关系，都作了有益的论争和辨析，特别 是对从外国引进的“等值”、“等效”理论，推崇者有之， 质疑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各种不同看法在80-90年代形 成了交锋。通过论争，一般认为神似化境论是适合于文学 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审美理想论，等值等效论则比较适合于 非文学翻译的译文评价。
第九大论争，是“科学”论与“艺术”论之 争。

对翻译特殊性探讨的第一步，是弄清文学翻译之根本的学 科属性，即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一直 存在争论。从语言学角度看问题者，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 种科学活动；从文艺学角度看问题者，则倾向于将文学视 为艺术活动，从而形成了“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两 大分野。他们在翻译家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翻译活动的客 观性与主观性、翻译理论的规范性和描述性等问题上，都 表达出了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将两者调和起来 的“艺术与科学统一论”。而在“艺术论派”内部，人们 对文学翻译的特点和性质的认识也颇有分歧。1980年代 以来，围绕许渊冲先生提出的“美化之艺术”论、译文对 原文的“优势竞赛”论，翻译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并一 直持续到新世纪。这场争论集中反映了文学翻译中的两种 不同的价值取向，涉及到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可以容许 到多大程度这一重大问题。
百年来我国文学翻译十大论争及其 特点
王向远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的时代 环境中，翻译事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了 开拓式的发展，其中始终伴随着文学翻译在实际操作 中的具体处理问题。回顾、梳理和总结一个世纪以来 文学翻译的发展历程及其关注焦点，对于我们深化翻 译实践、实现译论创新、促进（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学）翻译事业的新 发展均具有借鉴性和启发性意义。
第十大论争，是关于能否建立“翻译学”的 论争。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国内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 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 专著。虽然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 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 解决，并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分歧都在围绕“翻译学”的学术 论争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争论的焦点问题是：第一，翻译学有 没有建立的必要？能否建立起来？一派认为“翻译学”不可能 成立，它只是一个“迷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另一 派相反，认为建立翻译学是必要的必然的现实的，并且在我国 也已初步形成；第二，怎样建立翻译学？这主要涉及到在翻译 学的理论建构中，是建立囊括一切翻译活动的“翻译学”，还 是首先建立像“文学翻译学”那样的分支翻译学？在建立翻译 学的过程中，是以中国已有的译学理论为依归，还是以西方理 论为依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特色？在翻译理论建 构中它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看待和借鉴西方译论？其中一派 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另一派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不成熟的和落 后的，翻译学的建立应走国际化的道路。这场争论目前仍在进 行之中。
第七大论争，是可译与不可译之争。

“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古老悖论，是翻译 理论（特别是翻译文学理论）中的一个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 题。可以说，人类以往的翻译活动，都是在“可译”与“不可 译”的矛盾统一中，在不断克服“不可译性”、追求“可译性” 的努力中向前推进的。所谓“可译”或“不可译”（或称“可 译性”、“不可译性”）是指在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特 别是诗歌翻译中，对原文加以确切传达的可能性的程度和限度 问题，也就是翻译的可行性和局限性的问题。它从根本上触及 到了翻译及文学翻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与 判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争，西方自古罗马时代， 我国自魏晋时代就已触及并展开，进入20世纪后，仍是我国翻 译文学论争中的持续较长的论题之一，在许多方面触及了翻译 及翻译文学的某些根本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通过漫长 的论争和探讨，人们意识到“不可译性”是文学翻译（特别是 诗歌翻译）的基本特性，而这种“不可译性”恰恰又给文学翻 译家提供了再创造的契机，文学翻译作为艺术的再创作活动， 突出表现为对“不可译”的不断克服，也就是变“不可译”为 “可译”。
第八大论争，是“翻译文学”国别归属之争。

“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的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的一 种类型。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 理论构建中，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论争是学界争论 的一个焦点，特别引人注目。由于“翻译文学”特有的跨 文化性质，人们对什么是“翻译文学”、它的内在属性是 什么、翻译文学应该如何定性和定位、翻译文学是否等于 “外国文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形态、中国的翻译 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都有着不同 的认识，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论争，“中国翻译文 学属于中国文学的特殊的组成部分”的论断，为翻译界、 文学界、理论界的大多数人所赞同，从而一定程度地扭转 了长期以来翻译文学被忽略、被无视的不正常局面。近年 来，对于翻译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于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已 成方兴未艾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文学归属问 题的明朗化。